“安斯康姆问题”的问题

安斯康姆区分了意图概念的三种用法,“三者如何统一”的问题为行动哲学奠定了基础。但一方面,安斯康姆问题预设了一系列前置问题：(1)三种用法的区分方式具有跨语言普遍性吗?(2)区分的数量有必然性吗?(3)为何有必要寻求统一?恰当回应这些前置问题,安斯康姆问题的合法性才能获得辩护。另一方面,由于对其哲学方法的遗忘,当代行动哲学又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扭曲了安斯康姆问题。发掘日常语言哲学方法,可以进一步阐明该问题的意义,并为困境中的当代理论提供启迪。     

午睡剥夺对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

选取生态效度较高的科学发明问题材料(分为高启发量与低启发量两类),采用“1对1”和“8对8”的“学习-测试”实验范式,考察午睡剥夺对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午睡剥夺处理、范式(“1对1”和“8对8”)和材料启发量高低在原型激活率和问题解决率上主效应均显著,午睡剥夺和范式以及启发量高低在问题解决率以及原型激活率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午睡剥夺影响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这种影响是通过对启发信息应用和原型激活两个加工过程的影响而实现的.     

散杂居地区清真食品的“五难”

清真食品是广大穆斯林的生活必需品,是民族风俗习惯的载体和宗教信仰的象征。做好清真食品管理工作,确保清真食品安全,对于防范和化解因清真食品不清真引发的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近年来,笔者在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东、浙江、广东等回族散杂居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与穆斯林交流、深入清真食品行业调查与民族工作部门座谈,     

负责任创新中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伦理审视

负责任创新是目前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的重要理论,也是引导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向善发展的理想图景,其基本结构主要包括预测、反思、协商、反应四个维度。当前,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受技术“黑箱特质”的影响,暴露了其在安全、隐私、道德、分配等方面的伦理风险,桎梏了其应用于医疗事业的广阔前景。面对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伦理困境,从其技术研发、设计、应用、跟踪等全过程分析嵌入负责任创新四维度模型,能够有效缓解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在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风险,从而真正实现其为人类健康的精准赋能。

     

比较视阈的中美医学伦理学教学——以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为例

中美两国都很重视医者人文素质的培养, 都重视医学伦理学教学。在与芝加哥大学的交流活动中, 武汉大学积极总结经验, 锐意改革, 取得了若干成果。其值得推广的经验包括:注重医学伦理教育的持续性, 构建长效教育机制;注重医学基础课程的道德教化功能, 形成隐性的医德渗透机制;注重临床医生的参与, 确立理论与实践的融通机制;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医疗现状, 培育域外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机制;重视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 建立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整合机制。     

实质归纳理论能解决休谟问题吗？

诺顿提出了一种新的归纳理论:实质归纳理论,力图解决恼人的休谟问题。他认为在形式归纳理论中,归纳推理的有效性源自普遍推理模式。而在实质归纳理论中,归纳推理的有效性依赖实质事实。这就把对归纳模式的辩护转换为对实质事实的辩护,休谟问题也随之消解。针对实质归纳辩护进路的两个批评,诺顿一一予以了回击。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一种拱门结构的非层级经验主义。然而,我们发现,诺顿的实质归纳辩护进路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