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幼儿图画书自主阅读过程中文字注视的眼动研究

儿童早期的文字意识是儿童阅读能力发展最重要的两个预测变量之一,在幼儿时期表现为对文字的关注。研究以121名4-6岁幼儿为被试,采用TobiiT60眼动仪记录幼儿在图画书阅读过程中对文字注视的眼动。结果发现:1.幼儿在自主阅读情境下仍然首先关注图画、在阅读过程中主要关注图画,自主阅读情境中幼儿对文字的注视时间比例和注视次数比例远高于亲子阅读情境中的比例。2.年龄和文字面积是幼儿图画书自主阅读中文字注视的核心影响因素,幼儿对文字的注视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文字面积通过年龄对幼儿的文字注视起作用。3.幼儿早期阅读能力经历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发展过程,学前末期,幼儿逐渐成为一个初步的文字阅读者。     

维吾尔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高频词词典通达

采用启动条件下的图片命名任务,比较维吾尔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高频词词典通达过程。结果发现：反应时上,正常组在SOA为60ms 时,出现了整词启动效应,而SOA为100ms时,出现了整词和音节启动效应;障碍组在不同启动条件下都没有出现启动效应;错误率上,障碍组出现了整词和音节干扰效应;正常组出现了整词促进效应;在所有启动条件下,障碍儿童的图片命名反应时都比正常儿童慢。结果说明,维吾尔语阅读障碍儿童由于其心理词典中高频词的形-音联结薄弱,而存在词典通达落后。     

政策网络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网络浅析

社区卫生服务政策于1997年提出经过20余年的沉浮,在世纪转换中日臻完善.尝试以政策网络的分析途径,探究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并分析政策过程中各参与行动者的互动网络关系.据此找出政策发展的线索和剖析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中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以及公共政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的参考,为将来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儒道语言观与释门文字禅刍议

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逐渐由原来“不立文字”、“离经慢教”的内证禅转变为“不离文字”、“以教说禅”的文字禅。禅宗的这种转变,与儒道语言观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文字禅“因言显道”、“见道忘言”的提法就分别与儒家“文以明道”、道家“得意忘言”的观点渊源有自。当然,文字禅在兼采儒道的同时又运用佛教的二谛思维使儒道矛盾的语言观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调和。     

手写体文字识别的特点及神经机制

手写体文字与打印体文字的识别过程存在很大差异, 与打印体文字相比, 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受文本材料的影响更大, 具体包括文字的物理结构特性、文字特性、书写风格等。有关神经机制的研究发现, 手写体文字识别加工所涉及的脑区与打印体文字有所区别, 它既包含识别打印体文字的枕叶和外侧额顶叶, 还涉及到手写体文字识别的文化特异性脑区, 包括左后侧运动皮层, 外侧前额叶和后侧顶叶皮层。手写体文字加工既涉及整体加工, 也涉及特征加工, 加工方式既有其特异性, 又有与打印体文字的共同之处。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究大脑在识别手写体文字时, 怎样在嘈杂的视觉信息中提取目标词, 并考虑手写体文字识别理论模型的构建, 以便更好地解释手写体文字的识别过程。     

中国香港双语儿童初步阅读能力与语音、文字加工关系的研究

采用音节检测、短时言语记忆、快速命名等语音加工任务和汉字、字母、数字等方向加工任务,探讨语音和文字加工在儿童初步阅读中的作用,116名6岁左右的香港双语儿童参加了测试。结果表明：语音加工能力是跨语言的比较稳定的因素,是预测汉语和英语阅读的较好指标;文字加工具有特异性．即汉字方向加工只能预测汉语阅读,字母方向加工则预测英语阅读。     

论声明与修行的关系（上）——佛教音乐之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艺。道无艺不显,艺无道不明。佛教音乐亦然。佛教之乐道大都与修证有关,佛教把通声音与明中阴视为小悟。实际上真通声音实相,即可证悟大觉。弘法大师《声字实相义》曰："夫妇来说法必藉文字,文字所在六尘其体,六尘之本法佛三密即是也。平等三密遍法界而常恒,五智四身具十界而无缺。悟者号大觉,迷者名众生。众生痴暗,无由自觉,如来加持,示其归趣。归趣之本非名教不立,名教之兴非声字不成,声字分明而实相显。所谓声字实相者,即是法佛平等之三密,众生本有之曼茶罗也。故大日如来说此声字实相之义,…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四:唐代敦煌景教绢画

传世的唐代景教绢画现存只有一幅,该景教绢画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是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在敦煌千佛洞考察时获得。该画原存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俗称藏经洞）,时间在公元9世纪左右,与该绢画在同一藏经洞一同被发现的还包括粟特文基督教文献。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二:大秦景教经幢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2006年在洛阳出土,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重大考古发现,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八:蒙元时期鄂尔多斯景教铜十字饰牌

蒙元时期景教徒在草原地区留下了很多遗迹,其中鄂尔多斯铜十字饰牌因数量众多而较早引起关注。1929年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史培志（P.M.Scott）在包头传教时首先发现了青铜十字饰牌。之后,北京的传教士聂克逊（F.A.Nixon）委托他人代为收集这些青铜十字饰牌,共收集了千余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