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读传印法师《印度学讲义》

传印法师所著《印度学讲义》、《四分戒本述义》,一直作为中国佛学院的教材在使用。除此之外,他的《〈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净土决疑论〉讲记》和《日本净土宗》等著作也为一届又一届的学僧们所阅读。     

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荣获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本刊讯6月8日至10日,应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邀请,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访问泰国,并接受了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教育行政学名誉博士学位,成     

《周易正义》疏《系辞》圣人义平议——兼论义疏学的解释特色与衰亡原因

圣人的含义是魏晋以降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的影响下,圣与贤悬隔成为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圣人和贤人分别被赋予体无、知几、无过、生而知之与体有、庶几、不贰过、学而知之等特质,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界限。这成为了《周易正义》解释圣人含义的思想背景。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之一。     

论胡煦的太极观及其影响

胡煦对宋代以来流传的先天图进行了修改,把黑白连画的先天圆图当做伏羲最初所画的先天图。在此基础上,他用一种“回溯”的方法对“太极”进行了重新诠释,让人在现象界的阴阳流行之中逆觉体证本体“太极”,由此构建了心性论与工夫论。这种太极观对朱熹以“理气”为主导的太极观有解构作用,消解了朱子学中先验的理世界与现象的气世界的严格分限。这种解构成为了清代乾嘉易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乾嘉易学不断将“太极”拉回现实领域,在一种王道政治的视域下谈论太极以及易学,不再强调个人与太极之间的感通联系,逐步走向了胡煦易学的对立面。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的自主学习思想探析

从自主学习的价值、自主学习的原则、自主学习的教学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的自主学习思想。中国古代学者强凋为学贵在自求自得。注重立志、学思结合、知疑善间、自我省察、相互切磋等自主学习原则。主张遵循启发式的、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     

唯识心法之认识结构论

本文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考察了唯识学之心法八识所建构的认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