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理危机的干预策略

地震突发性强,危害严重,往往使儿童产生思维不清、意志失控、情感紊乱等心理危机,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儿童可能长期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身心健康受到影响,最终酿成精神疾病,影响其一生。通过概括疏理7种常用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策略,以期为灾后儿童心理危机提供参考     

两张中国佛教界抗日救国事迹的老照片

<正>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积极参与了那场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他们秉承爱国爱教的理念和菩萨大无畏的精神,"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为中国抗战贡献了力量,他们的爱国壮举被用照片形式真实记录下来。这些照片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是中国佛教界参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历史纪录。随着时间的流逝,或当时无文字说明,亦或互相转引翻拍和未经认真考订,往往会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对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哲学思辨

采用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说”和“语言游戏说”,对比了对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中当事人语言表达的不同理解。后基于“语言游戏说”,总结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具体实践方法,突出体现了其受到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影响,把心理干预的关注点放在对当事人语言本身的诠释上,把治疗结果看作摆脱语言设限后的各种可能性上,进而为化解危机找到各种更为便捷的途径。也体现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认识论的干预模式,是一种在哲学思维上的干预。

     

心理危机脆弱性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在文献分析和专家评定的基础上,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编制了初始的心理危机脆弱性问卷。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初始问卷进行修订,最终形成的正式量表包含四个维度：挑战力、应对力、支持力和恢复力。结果表明,心理危机脆弱性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以及较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该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良好,可以作为我国成年人心理危机脆弱性的测量工具。     

社会控制理论在医患冲突危机干预中的应用

作为社会规范运行和保持的加工机制,社会控制既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外源性动力,又是一种保障社会结构正常运转的内源性动力。基于社会控制的动力结构要素,医患冲突可分为前馈控制阶段、同期控制阶段和反馈控制阶段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协同运转,将社会控制嵌入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构建起以社会控制的外源性动力和内源性动力为驱动的医患共同体契合模型,从而有助于挖掘“社会-心理-生理”资源与动态建构的社会控制策略,推动“医患信任危机干预”转向“和谐医患关系建设”。     

论医患之间的信任

近几年来,在我国发生了患者或其家属殴打及杀害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造成这一暴力现象有众多的因素,其中医患之间信任机制的缺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改善医患关系,首先,需要增强医生的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其次,在医院内部建立一套诚信约束机制与医患沟通机制;再次,亟待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最后,在医院中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有利于密切医患关系。     

试析个人品德修养的价值定向

价值定向即人们将行为置于特定的价值坐标体系中,以审视和判定行为活动的动因、途径和目标的合理性。它是个人进行品德修养的首要前提。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人们从传统定向到未来定向的根本转变,提升了个体进行品德修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迷失、定向危机等不良后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确立,有助于抵消"物化"逻辑对人际关系和精神生活的消极影响,克服价值选择中的焦虑和迷失,为人们提供明确的价值定向坐标体系,引导个人品德修养的正确发展方向。     

"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问题的伦理学思考

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社会陷入"经济增长-环境危机"的悖论之中: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因此,必须实现伦理学范式转型,树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品牌不安全感的危害机制与化解策略

品牌不安全感是指消费者对某品牌存在潜在或现实威胁的主观感知和担忧。以往文献中, 与品牌不安全感有关的研究主要隐含在两个领域：一是以产品伤害危机为中心的品牌心智变化研究; 二是以企业伦理责任为中心的品牌心智变化研究。但这两个领域都尚未揭示消费者品牌不安全感的实质、心理表征、危害机制和预警功能等。品牌不安全感是消费者回避或拒绝某品牌的心理根源之一。因此基于产品伤害事件频发的事实和品牌心智理论, 有必要对品牌不安全感作系统研究, 具体探索品牌不安全感的本质内涵、导致品牌不安全感的威胁源、品牌不安全感的心理表征、危害机制、预防和化解策略、以及品牌心理安全管理理论等问题。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医疗救援与疫病防控

关东大地震是工业时代城市区域罕见的巨型灾害,严重破坏了受灾地的医疗系统。巨灾损坏了城市生命线工程和公共卫生体系,扰乱了城市生活秩序,阻碍了医疗救援的实施。日本动员了多层力量,包括军队、警察、当地政府、红十字会及其他救援队,实施了医疗救援。此外,建立传染病监控机制,强化公共卫生管理,加强对民众的防疫教育。通过医疗救援,恢复和重建了灾区的医疗系统,为疫病防控赢得了主动权。关东大地震后的医疗救援和疫病防控是近代灾害医疗的大规模实践,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也促进了公共卫生治理和灾害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