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公民道德观初探

公民概念最初产生于古希腊,公民是具有政治参与权的自由民。近代史上的公民概念是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1911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国开始实行宪政共和制,公民的概念才开始在中国出现。不过,当时所用的是国民这一概念。与民     

提升思想境界 争当道德楷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宗教界人士的自身修为

宗教界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强化爱国主义和宗教操守的重要体现,是服务社会和济世利人的根本手段,是牢固思想信仰、确保道风纯正的有力举措,是适应社会与提升个人修为的现实需求。     

苏颂与道教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北宋福建泉州南安(学界还有同安说、晋江说等)人。苏颂一生从政五十多年,政绩显赫。朱熹评价他"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①然不止于政治、道德之声望,苏颂更以其博学洽闻     

中外信息伦理研究的碰撞与融合 —— 记首届“中国信息论理国际会议”

2010年10月28日至29日,中国信息伦理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国际信息伦理学中心联合举办,是首次由国     

比较视野中儒家忠恕思想的特点探究

忠恕思想非儒家独有,在其他文化系统中也有类忠恕思想,二者在强调将心比心和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具有共通性。与类忠恕思想相比,儒家忠恕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儒家忠恕思想兼含忠恕本身提法和忠恕内涵两个层面,带有强烈的世俗性和人间色彩,突出自己的主动性和自为性及其实践的身体性基础和物质性基础,凸显道德上的宽容和宽恕,同时更注重人情因素。     

信任：日本核危机的哲学与伦理反思

2011年的日本核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运用伦理学想象力的契机,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其中与风险相关的信任问题尤为关键。信任是一个复杂社会的简化机制。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给个人施加了焦虑,因此需要建立道德共同体作为伦理策略。信任的社会建构同时需要政府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伦理的广泛参与。     

恩格斯对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兼论“普世价值”

思格斯拒绝承认凌驾于历史、民族和阶级差别之上的不变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存在,相反地,他断定,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生产关系中获得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实际上与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时代有关,道德原则不是普遍永恒绝对的.     

法律原则适用的道德强度研究：基于中外两个继承案的考察

法律原则能否作为判决的依据取决于个案中法律行为所体现出的道德强度的程度,表现为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向下看",准确判断在具体的个案中,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程度;二是"向上看",全面考察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法律规则对道德规则转化的法律原则是如何回应的。埃尔默"谋杀被继承人"继承案,如果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是严重的,也是为整个法律体系所不容的,该案适用法律原则具有有效性;相比较而言,泸州"婚外同居"继承案,如果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要轻微些,也为整个法律体系所容忍,该案适用法律规则具有有效性。     

“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

2011年5月7-8日,由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道德与文明》编辑部承办的     

论效果论及其不足——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二

效果论将行为效果视作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其预设是行为效果具有公共性,可以成为公共对象。效果论的初始概念是利益,利益对于不同行为者具有差异性,它可以分为一阶利益和二阶利益。效果论比动机论更具有操作性,也更有利于增进福祉,但其不足之处是道德判断的对象不明确,且偏执于最大幸福。对效果论的修正方案是:凡是增加应事者利益且不损害第三者利益的施事行为,都是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