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全球正义？

如果对"全球正义"进行一番检索,你会发现,它是新近才冒出来的一个重要术语.进入新千年后出版的有关"全球正义"的文章和书籍,已经超过上一个千年里所出版的同类书籍的总和;至少计算机检索的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

就理论可能性而言，帝国可以只是个文化／政治制度，而不一定是个强权国家实体。古代伟大帝国的兴衰留下了神话般的历史故事，是耽于梦想的人的永远梦想。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终结了古代模式的“伟大帝国”，使之成为并仅仅成为社会记忆，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正义及其实践理路

政治正义是衡量政治权力来源和归宿是否正当、政治运行和秩序是否合法、政治价值结构和性质是否良善的综合评价系统。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正义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价值依循,政治正义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强力量”,凸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鲜明底色,是共产党人崇高价值追求的生动体现。以追求“国之大者”、实现人民至上为政治属性,以立足基本国情、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政治逻辑,以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为政治品格,以践行人民中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政治目标,以树立正确义利观、助推全球正义为世界情怀,这些充分勾勒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政治方略,展现了新时代政治正义的中国智慧。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中国古代从严治教的经验探析——以明初朱元璋佛教治理为例

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治理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现代的宗教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与宗教团体自治,参与治理的各方积极主动,更多的是相互的协商共治。“它追求的目标是善治,即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利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伊斯兰教在印尼的历史与现状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目前人口一亿七千五百多万,其中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据1980年全国人口普查(不包括大伊里安和东帝汉),在当时一亿四千七百多万人口中,仰信伊斯兰教的占88.1％,信基督教(新教)的占5.3％,信天主教的占2.51％。     

新中国女性的国家认同构建(1949-1984)——基于女民兵宣传画的图像政治学分析

廓清新中国女性构建国家认同的历史和特征,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理论和实践有着积极意义。兼具建设和保卫国家之责的女民兵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女性群体之一,其国家认同构建的具体实践极具代表性,女民兵宣传画则是观察和解释这种实践的重要文本。基于165幅女民兵宣传画的图像政治学分析,本文发现:在建国三十五年间频繁而高效的政治运动中,女民兵组织赋予了新中国女性多元的身份,形塑出雄化的身体,帮助她们理解国际环境。这三者分别侧重于构建她们对国家的空间形态(疆域特征、民族结构、领土和主权)、时间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形态(国家的主体能动性)的认同。在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构建中,合理使用各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应该继续得到充分地重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本文讨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战略与基层治理。新型城镇化要求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良好社区提供的人居环境。本文根据社区管理方式对现有城市社区分类的讨论,指出中国现有的五大类型的前四类社区(传统市民社区、单位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和新兴商业小区)都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或冲击,第五类新兴商业小区的社区建设还在形成过程中,参差不齐,发育不全。这五类社区都不足以全面应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挑战,提供良好的人口接纳、基层治理和市民服务。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我们有意识从社区发展的视域出发,遵循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和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大力推动社区发展,构建以规划改造为空间基础、就业机遇和通勤为基本条件、和谐人居为生活环境、法律服务和冲突治理为手段、新型城市基层综合治理为目标的社区发展战略,以达到和谐人居的城市治理。综合城市主义理论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的建构性意涵既包含了治理所主张的多主体、多中心的治道逻辑,又彰显了国家在保障治理实践有效开展上的不可或缺性,强调通过国家组织来预防社会治理因缺乏必要的规则约束、过程监督、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谈判能力等而导致的普遍失败。社会组织作为一类组织载体和一种实体力量,它既能打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实体壁障,又能将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从而成为国家治理机制建构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或重要实践手段。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下,对社会组织的实体论和系统论想象,应超越片面关注其位置属性和结构特征的单一视角,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在国家治理系统建构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及其行为评析上,应根据国家治理的国家属性、结构特性和运作逻辑而定位其未来发展的价值、功能与实践取向。     

制度建设“三步走”

正制度上墙,是建立制度;制度在手,是学习制度;制度入心,是贯彻制度。政府讲"依法治国",教会讲"依规办教"。教会活动、教会人员、教会财物等都要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依法管理。与此同时,教会内部需要做好制度配套,就是在国家宗教管理法律法规的大框架内,结合教会具体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