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是“天主的的子民”的团体

“天主的子民”及其教会学在“梵二”会议之后一时曾传遍普世。这一概念的提出,使许多国家天主教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教会一改过去古老的面容,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实际上,“子民”在旧约圣经中用得很多,以色列民族曾以“天主的子民”自傲。在新约中,关于教会的论述有一百多个,其中相当普遍与重要的一个便是“天主的子民”。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宗教政策的几点意见

一、区别正常的宗教活动、非法活动和风俗习惯在我国正常的宗教活动是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进行的符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以及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法规、条例、规章的宗教活动。主要指:宗教活动应当在核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和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场合内进行。信教公民集体举行的宗教活动,必须经市级宗教团体认定,并由在市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主持。信教公民在正式开放的寺观     

继承传统 致力和平——记第二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北大核心CSSCISSCI

9月11日-13日,我们随中国宗教代表团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第二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有幸见证了世界各宗教领袖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中国派出了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活佛为团长、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为顾问的中国宗教代表团一行14人参加大会。     

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要揭示一种特殊的现代政治现象的起因和条件,探讨极权主义这个现代特有的现象的深层历史原因及其结构因素。正因为如此,她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极权主义是反犹主义、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为扩张而扩张、资本和暴徒联盟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极权主义就是从根本上消灭人性,它反映了“我们世纪的危机”,揭示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崩溃。     

"自由至上主义"如何为国家辩护--以诺齐克国家观为例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自然权利在道德边际约束作用下、在利益目标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的市场中逐步产生的,所以,国家对任何个人保持中立.与此相对照,功利主义与契约论的国家观实现的只是"仅仅以人为工具";无政府主义则把"以人为目的"虚拟化.然而,依据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国家观的逻辑,其"最小国家"应弱化为"非模式化国家"更为合理.     

"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权利优先于善"是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的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自由及其权利出发来考量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性质,规范"国家道德中立"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以个人自由为政治伦理的思维原点,导致自由主义理论上的悖论和道德上的虚无化,造成自由主义内部的严重分歧并遭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多维批判.     

聚焦作风建设 推进宗教工作 国家宗教局群众路线专题学习研讨班侧记北大核心CSSCI

自2010年起,每逢盛夏,郁郁葱葱、荷香四溢的国家宗教局培训中心都会迎来一批熟悉的客人。7月22日下午,伴随着养怡山庄里逐渐热闹起来的喧哗声,局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共180余人如约而至。这一次,既是例行的国家宗教局干部职工学习班,也是特殊的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学习研讨班。     

“策略关系”国家理论:走向“结构—能动性”的辩证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谱系一直围绕"结构"与"能动性"展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学派侧重于"结构"的维度,葛兰西以及新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理论则侧重于"能动性"的维度。为弥补"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论问题,杰索普创建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很好的解决了"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不过,"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选举与国家认同——西欧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

西欧国家投票权扩大的历史背景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者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后者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民族国家构建中通过战争等方式并入的新的群体,以及在社会结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打着民主的口号要求本来属于贵族特权的投票权平等化,从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了对抗和紧张关系。而国家所采取的积极性回应——逐步开放投票权,则缓和了民族国家的这种对抗和紧张关系。西欧国家投票权开放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激进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竞争模式。尽管存在着道路上的差别,但它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都实现了投票权的平等化。投票权的平等化除了暂时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级与利益边缘阶级之间的冲突之外,还有着更加长远的积极意义,它以民主的名义把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和族群整合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认同——民主国家认同。     

中国儿童福利时代的战略构想

2010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年份,它既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又是中国儿童福利元年,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福利时代。本文运用文献回顾、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比较社会政策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法,首次界定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及标志性事件,分析中国儿童福利时代宏观背景,主要从国家政治智慧与政治意愿、国家政治承诺与政府行政管理实施机制、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需要战略性升级、家庭结构功能转型与儿童群体生活状况、困境儿童主要类型与滞后儿童福利制度、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历史经验、国际惯例与主要国家制度安排,尤其是儿童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中战略地位等角度,全面论述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步骤与模式,描绘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主要司局设置与职能定位,分析创设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主要好处与优势,探讨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与主要困难,最后提出若干国家行动战略、策略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