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荒谬（一）

美国的许多政要宣称美国的建国和立宪是以宗教自由为基础的,或以“宗教国家”自命;我国有些高层人士,也以美国的宗教信仰为榜样,称中国的宗教是“伪宗教”,信仰是“伪信仰”,声讨儒学“有罪”。但也是美国,还有另一种声誉,那就是科学的求实精神,继承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最近的“新无神论运动”。新无神论并不反对教徒的信仰,但却把宗教作为科学理性审视和研究的对象。揭示它的荒谬和不可盲信．而媒体和文艺作品则多以具象的形式揭示它在社会政治和人生中的消极一面．引人警觉。下文所栽是一部美国纪录影片中对话的汉文编译稿,从中可见美国一般民众对宗教的感受和政治人物的态度．以及“普世文明”的示范——此中的宗教．主要指以基督教为首的亚伯拉罕一神教系统。为适应我国的语境,编译者做了若干调整和压缩。如窥全豹。可见网上原版。     

科学与宗教的融合与分离——与大学生谈有的科学家为什么信教

编者按：这是一位从事科学与人文教学的学者写给大学生的一封信。信中就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家为什么信教”的问题有理有据,言之凿凿。从科学与宗教的融合与分离和科学家信仰的社会、伦理及精神层面进行分析,值得一读。     

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

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描述了自然状态下个体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人为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理论包含三个核心环节:契约的订立、共同权力的建立和统一人格的构成.霍布斯的人为国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双边契约,克服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困境.不过,理性的契约结构形成的规范义务,仍需借助共同权力,才能保障义务的有效性.建国契约,作为国家的奠基性契约,同时建立了服从的义务和保障这一义务的强制权力.为了确立这一权力的公共性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阐发了一套代表理论,作为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但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却无法摆脱具有自然性的主权者.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国家,仍然面临人为性与自然性的内在张力.     

中国伊协会长陈广元在中国伊协成立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北大核心CSSCISSCI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朵斯提： 上午好！赛俩目!今天,我们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纪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60周年。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伊斯兰教界和中国伊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百忙之中亲切接见我们、出席纪念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回顾中国伊协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60年工作的累累硕果,     

第四届中国清真食品穆期林用品企业评选活动启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刊讯】（记者敏俊卿）第四届中国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企业评选活动于7月15日在北京正式启动。据评选活动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民族报社副社长杨连福介绍,中国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企业评选活动是中国一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功举办三届。本届评选活动将秉承“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的组织理念,坚持“大众推荐、大众评选,安全诚信、取信于民,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的公益性、服务性、公开性原则。不收取报名费、评选费,不委托任何单位、个人收取费用。活动设立“中国清真产业经济发展领军人物奖”、“中国杰出穆斯林企业家奖”、“中国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优秀企业奖”、“中国清真品牌大众t：／碑奖”、“中阿友谊奖”5个奖项。     

国家公职人员德性评价模型——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国家公职人员德性结构包括政治德性、行政德性、公共德性和家庭德性,这四部分德性及其德目,共同组成当代国家公职人员的德性谱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建构评价模型,并对国家公职人员德性状况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当前公职人员"德"的考评办法的有益补充,而且能够较为精准地调查他们德性品质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有利于提升其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青年马克思社会政治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青年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遭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由此分享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给出了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试图通过构建中项来解决,并把这种表面的解决当作事情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这种解决思路的灵魂是由思辨唯心主义所提供的,最终仍然难免是神秘主义的。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分离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离和对抗,因此不可能在不打破现代世界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思辨的调和来克服,相反,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加以克服。激进民主、人类解放、共产主义都可以视作是这种克服在理论上的表现。     

治术变革与治道重建:资源流变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及出路

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使乡村社会因此成为新的"利益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农民的机会主义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相互型塑,使得基层治理陷入博弈困境。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国家通过弱化乡村治权推动乡村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结果。技术治理虽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但在对接多元、复杂乡村社会时,却遭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构性治理困境,造成乡村治理的有"术"无"道"。如此一来,基层组织便以引进更多的地方社会势力来维持一个脆弱的、病态的秩序平衡,并在资源流变的背景下形成分利秩序。当前,国家政权建设应当将基层治理的"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以"治道"为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和人心秩序的重建,进而达成"道"与"术"的契合,形成有灵魂、有规则的乡村秩序。     

社会个体身份演化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公民精神是公民素质的重要反映,其发展程度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研究我国社会个体身份从臣民到人民、从人民到公民的演进路向,以及公民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国的公民精神。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依附性"臣民"长期存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精神无从显现;改革开放前"人民"的政治权利被有目的地放大,忽视了本质性的公民精神;改革开放后个体的发展,为公民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对公民精神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呈现出短期性、渐进性的特点。     

作为超越的时间——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如何为形而上伦理奠基?

时间问题是列维纳斯他者伦理的地基,其核心是历时性(Diachronie)。历时性揭示了时间的异质性结构,同时也奠基了精神自我揭示和伦理的基本关系。历时性指出了时间的断裂与非连续:过去是不可追溯和不可弥补的过去,当下是不断破裂的瞬间,未来是纯粹的未来。时间作为一种绝对的异质性在他人的到来中进入意识,构成了精神全新的经验。关于他人的经验既是时间本身,也是基本的伦理事件。在无限的视域下,时间指向一种没有神的神学。不同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罗森茨威格,列维纳斯通过时间的历时性指出了一种精神与上帝关联的途径,而这个途径最后在伦理的他人那里获得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