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企业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中开始出现具有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团队。企业管理者期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能在团队工作中贡献新的观点和视角, 从而促进团队创新。因此, 探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所以, 采用社会分类-信息加工的理论视角, 首先厘清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 并进一步检验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 并且, 分别从团队内部和团队外部因素出发, 探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影响关系中的边界条件。在实践上, 研究结论也将为企业有效管理跨文化团队, 推动企业创新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负性情绪背景和延迟对时间性前瞻记忆的影响

采用2（情绪效价：负性、中性）×2（延迟设置：无延迟、有延迟）的实验设计,探究负性情绪对时间性前瞻记忆的干扰效应。结果显示在无延迟条件下,负性情绪组的前瞻记忆成绩差于中性情绪组,负性情绪组的总时间监控次数和监控后期的时间监控次数均少于中性情绪组;在有延迟条件下,负性情绪组的前瞻记忆成绩和监控后期的时间监控次数与中性情绪组均无差异。结果说明负性情绪会干扰时间性前瞻记忆,而延迟可以消除这种干扰效应。     

自动情绪调节对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成语匹配任务启动情绪调节目标,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考察了自动情绪调节启动对注意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性启动条件下,被试表现出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而情绪调节启动条件下,被试对正性、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分配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明自动情绪调节可以有效地减弱被试的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     

魅力型领导与军事团队绩效：军政双主官的交互效应及士气的中介

我军广泛实行分工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的平级双领导体制,两名主官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额外影响效果。本研究在“连”这一双领导军事团队中,构建了一个以士气为中介的交互效应模型,考察连长和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对连队绩效的影响。对350名军校士兵学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连长和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对连队绩效具有交互效应。（2）士气在连长、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与连队绩效之间均具有中介效应。（3）连长、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对连队绩效的交互效应受到士气的中介。（4）双主官的交互效应为补偿式：与低魅力型领导搭档时,高魅力型领导的积极效果凸显,但两位高魅力型领导的协同效应不显著。     

运动员情绪调节心率变异性的影响因素

以183名运动员为被试,以心率变异性为指标,考察不同情绪状态、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下运动员自主神经反应的性别、运动年限、运动等级特点。结果发现：（1）快乐情绪状态下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悲伤情绪状态下;表达抑制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短运动年限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长运动年限运动员;男性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女性运动员。（2）在快乐情绪状态下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时,低运动等级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高运动等级运动员;在悲伤情绪状态下,高运动等级运动员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比认知重评策略产生更高的心率变异性     

群体内疚:界定、心理机制、行动倾向及干预策略

当个体认为内群体为外群体受到的不道德伤害负有责任时会体验到群体内疚。该情绪常见的触发情境包括过往历史的伤害事件、当下的群际冲突、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及未来的伤害事件。群体认同、内群体责任和不当性评估是影响群体内疚产生的三大心理机制。群体内疚会导致施害群体对受害群体表现出积极行动,如友善态度,冲突和解、群体补偿及群际支持。通过群体肯定、自我肯定、促进共同认同、强调内群体责任及展现已有补偿行为等干预策略可以引发施害群体的群体内疚。未来的研究应澄清群体内疚的成因机制,进一步探索群体内疚与补偿行为间的作用关系。     

中国情境下团队伦理决策的过程机制及影响因素

尽管绝大多数商业伦理决策都是由团队而非个人所做出的,但目前对团队伦理决策的研究还很少,尤其缺乏基于理论的深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个体伦理决策和团队决策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文化强调反省、中庸、威权领导等特点,我们对团队伦理决策的过程机制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模式展开理论驱动的深入研究。具体来讲,将综合利用多种方法来进行两个方面的4项子研究。在团队伦理决策的过程机制方面,拟开展团队伦理决策的过程机制模型构建研究,然后聚焦于团队伦理决策和个体伦理决策的核心区别,展开基于社会决策图式理论的团队伦理决策观点整合机制研究;在团队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作用模式方面,拟从成员和领导两个方面来进行:基于信息加工和团队冲突的成员多样性对团队伦理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信息取样模型的领导特征对团队伦理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     

对条件化恐惧反应的抑制效应:指导性与习惯性情绪调节的作用

为了考察实验室指导性与个体习惯性情绪调控策略对恐惧反应的影响,先使用问卷调查了81名大学生的习惯性重评与抑制水平,随后将被试分为两组,指导其在条件化恐惧习得过程中进行主动的情绪调节或自然观看,24h后进行恐惧的表达测试。结果发现,习惯性抑制水平与恐惧习得及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且指导性情绪调节与习惯性抑制均显著降低了恐惧习得及表达水平。这提示指导性与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均能够削弱应激的伤害以保护个体。     

员工社会身份差异对职场欺负感知的影响:团队认同的中介作用

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制造业22个团队的331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一线员工在团队内的社会身份差异(性别差异和地域差异)对其职场欺负感知的影响,以及团队认同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员工的社会身份差异对其职场欺负感知的五个维度均有显著性影响,团队认同在社会身份差异对权利剥夺型欺负的影响中未起到中介作用;而在性别差异对社会排斥型欺负的影响中,团队认同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喜极而泣——积极情绪的二态表达

积极情绪的二态表达(the dimorphous expressions of positive emotion;DEPE),指当个体处于强烈的积极体验时,这种积极体验不仅诱发了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表达,而且伴随着消极的外显表现,喜极而泣便是其中的典型。DEPE蕴含了一般情绪现象产生的基本过程,但又和其他情绪现象(如,"悲喜交加"和"乐极生悲")具有本质性区别。未来研究可以运用各类新近技术,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其理论模型,从不同视角考察影响DEPE产生的因素,并探讨DEPE中消极表达在人际间所起到的功能及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