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从“卮言”论《庄子》“齐物”概念所蕴含的子学精神

《齐物论》的基本旨趣在于,使人领悟"万物齐同"的精神。据庄子,万物皆是道的体现者,因此其存有本身理应被尊重,以至于万物齐同的和平境界。万物先以个别单位呈现于特定事态中。并且每件事物在其存在过程中,常与周遭环境连上关系,互相影响而转化为另一存有者。因此,使此世界总在变化之中。《庄子》一书所提出的"齐物"概念,要使人承认万物理应拥有按照各自的存有方式而存在的生命形式。那么,在《庄子》文本中,如何将"齐物"之论得到其内在逻辑根据呢?换句话说,《庄子》究竟依据何种内在的逻辑形式以确保"齐物""逍遥"等核心概念的证成呢?本论沿着"卮言"的语言特征而论证"齐物"概念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由此导出《庄子》"齐物"概念正合乎新科技革命时代所需的子学精神,即多元性生活世界此般结论。     

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

意向相关项概念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并因此也是其现象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意向相关项是一个抽象的内涵实存物,是把弗雷格的意义概念从语言表达领域向意识行为的所有领域的一种推广。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即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论题特征。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意向相关项,但意向相关项不是行为的对象,而是行为指向对象的中介。意向相关项不是通过我们的感官而被知觉到的,而是通过现象学反思获得的。     

析"物不迁义"之双重论旨--兼评澄观镇澄对物不迁义之诘难

<物不迁论>之主旨非言物性,乃言动静关系,物不迁义含俗谛义、真谛义双重论旨.以俗谛义解之,物不迁义乃以俗谛破俗谛,重在破执;以真谛义解之,则有"立"之意义,立万法假有性空、动静皆空义,契合般若空观.此二义前者为明为显,文之所重;后者为暗为隐,隐而未发.以此双重论旨解之,则对物不迁义之聚讼纷争及澄观、镇澄所提诘难皆可迎刃而解.     

徘徊在“物”与“人格”之间——《民法典》视角下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之法理辨析

《民法典》将人体脱离物的部分问题划入人格权范畴,但是没有明确人体脱离物何时属于人格这一关键问题。当前有关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的各种观点也都不能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方案。人体脱离物在现代医学上具有生理功能可维持、脱离人体的原因多样化、存在状态易变等特殊性,传统的将人体脱离物归入单一民事权利的做法难以全面涵盖现代医学背景下人体脱离物所蕴含的法益。人体脱离物在物的属性之外,同时具有人格属性。基于物与人格之间共存与对立的关系,人体脱离物实际处于"可人可物"的待定状态。人体脱离物最终是成为"物"还是被纳入"人格",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人体脱离物本身性质等因素的限制。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的判断规则应从人体脱离物的生理功能、当事人主观意志以及医学管理规范等层面展开建构,而进一步的应用性分析表明,基于人体脱离物"可人可物"属性建立的判断规则,对于现实案件争议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     

“绝对自我”：寻求哲学的拱顶石——赖因霍尔德哲学与费希特知识学第一原理

康德哲学因其“自在之物”的赘疣及将认知、情感、欲求诸先验机能“单纯并列”的致思格局，引发了其后的康德主义者们重新塑造“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以使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种种努力。赖因霍尔德关于哲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应置根于一个单一、绝对无条件的原理的思想，被包括费希特在内的哲学家们广为接受，但其作为第一原理推出的“意识命题”却因着对主体及其能动性的漠视而未能经受住他自己所提出的第一原理标准的检视。基于独断论思维的怀疑论者针对康德哲学因“自在之物”引发的内在学理上的扦格向先验唯心主义发起严峻挑战，这亦促使费希特思索建构一个将主体性原则贯彻到底的新的学思体系。费希特通过对人的“自我意识”所做的独立而深彻的思考，为其知识学体系寻获了坚实的立足点——“绝对自我”。作为绝对自发、自我圆足的原初存在，“绝对自我”集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的受动性于一身，具备一种自我眷顾、自作贞认的本质。知识学通过“绝对自我”将康德哲学倚重主体的精神性状推向极致，彻底放逐了“自在之物”，亦有力回应了怀疑论者的诘难。     

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持物浅析

在此之前，有学者将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壁画中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描述为宝鼠。笔者实地考察后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该持物是宝袋与宝鼠的特殊组合形式。对该壁画内容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相关图像作一比较，拟解释此种情况。     

人慧与物慧:基于智慧描述词与提名智慧者的分类

为揭示一般人内隐的智慧分类机制及智慧类型,考察了51名硕士生对智慧描述词和提名智慧者的分类。多维标度分析与聚类分析表明,40个智慧描述词的语义空间包括人文才能/科技才能和内在特质/外在表现两个维度,分为自然科学才能、社会科学才能和人文科学才能三类;40个提名智慧者的语义空间包括自然科学者/人文社科者和人际间的/个人内的两个维度,分为自然智慧者、社会智慧者和人文智慧者三类。综合分类结果及中西智慧文化,根据智慧内包含才能或能力的性质或要解决的问题性质,智慧可分为人慧与物慧两大类型。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物与知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物一直是在人文主义的观照之下，被礼序和理秩所规定的成物。儒家物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物我同源于性，互相涵摄、感通，“我”能知物推物，物是“我”的延展，物与“我”皆具有无限性，人、物各自循性而互相成就。阳明的物论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在他的良知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明。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也没有弥合。     

论僧肇“物不迁”概念的“缘起性空”含义

<正>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就不断创新着自己的形式与内容。佛教深知,如果它失去了创造之主体性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在中土扎下根来,更不可能延续到现代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里,佛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