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岐《孟子注》:章句学的运用与突破

本文考察了赵岐《孟子注》的学术方法及思想理念。文章认为,赵岐在研究《孟子》时,首先对汉代经学的治学体例作了变动,其次又以人情作为阐释的基础。文章具体解析了《孟子注》的章句特点,并对人情的理论内涵作了辨析。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学习《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心得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在《河上公章句》中被命名为《守微》，主要论述了圣人“无执”、“欲不欲”故无难易之情、无败失之患，故能辅万物之自然的人生哲理。老子先指出事物在“安”、“未兆”、“脆”、“微”的阶段容易处理的四种情况，告诫人们做事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即在开始之前就要做好准备、打好基础，做到胸有成竹、防微杜渐；接着举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事物发展规律皆由小而大、由近至远的三个例子，告诫人们做事要“无为”、“无执”、“慎终如始”，心意不可松懈，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无败事”。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

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对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论罗汝芳的易学思想

罗汝芳三十四岁时得传<易>学,悟得易理贯通四书五经,认为<易>乾坤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也是心;"太极"不在"易"之外,而本身就是乾坤,是有和无的统一,实有道体又圆融无碍,它成为性命的根源,而其自身又是超越善恶的"至善".从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又引申出即本体即工夫,"不动心"及"自然"的工夫论.     

朱熹《大学章句》道德教育理论的当代启示

朱熹对《大学》研究有很大贡献,《大学章句》道德教育理论在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道德教育目的、道德教育过程、道德教育规范、道德教育方法等逻辑要素方面有丰富的内容,《大学章句》展示的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模式为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尤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文化滋养。     

论两汉章句之学的谶纬化

由于两汉的章句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而谶纬又主要是今文经学神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产物,这决定了谶纬说不可避免地会对章句之学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从两汉章句从膨胀化到减省化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证明——王莽时代“减省章句”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谶纬说来改造章句的过程;光武帝时代对章句的重新减省,也是以谶纬为准绳的;至于东汉其他时期对章句的减省,同样不脱谶纬的影响。残存于今的《孝经章句》,则为章句之学的谶纬化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 ,朱熹通过重新解释《四书》 ,不仅成功地阐发了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哲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南宋理宗以后六百年里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他所创立的《四书》解释方法论 ,既是他解释《四书》的方法论 ,又是他研究儒学的方法论 ,而且还是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一、《四书》解释方法论的系统性 ;二、以逐层推捱为关键的语言解释 ;三、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