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道德的产生机制

道德的中心问题是善。在儒家文化体系里,善、仁与圣都具有这一含义。善何以可能这一道德哲学的问题,在儒家思想体系里,也就演变为仁、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仁的本义是爱亲人,因此,爱亲人的孝自然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础。而将仁爱上升为博爱众生,则为圣。因此．圣不仅是道德理想,同样也是政治理念。仁与圣的实现,在孔子那里,依靠忠恕,推己及人;在孟子那里,则为推恩。以自我的情感为基础发生的情感转移,休谟称之为同情。因此,聚合理念与生理因素的同情是孔、孟善何以可能的基础。同时,这也揭示了道德发生的机制。     

实质性善理论:临床伦理决策的基础

目前,人们一般认为病人或病人的代理人有权与医生共同参于医疗决策,这使我们有必要对“价值”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对价值的不同理解暗示着不同的决策模式.在三种最基本的价值理论中,快乐主义理论和欲望满足理论预示着病人主观的意识经验或偏好是病人最佳利益的决定因素,它们都不能单独作为临床伦理决策的合理基础.而实质性善理论试图为我们提供何种事物使生活变得更好的实质性判断,虽然这一理论还有广阔的讨论空间,但可以引导医生与病人在各种价值之间达到平衡,做出更为有效的临床伦理决策.     

张岱年哲学思想四题

就哲学理论的探讨而言,张岱年之哲学思想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为"一本多级"之物本论;二为"真知三表"之经验论;三为"充生以达理"之人生论;四为"文化综合创新论"。它们呈现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主干,故亦可以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框架。     

马克思物思想的形而上学探究——读《资本论》一得

马克思着力从事哲学或批判哲学时可能表明或预示一种哲学,而在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则显示着某种哲学思想或形而上学预设,二者不必然是一回事。分析地揭示马克思所显示的哲学思想,梳理马克思关于物的思想,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试加评论,构成了本文的主旨。     

如何理解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观念

长期以来,理论界形成了一种定见,即康德视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其实,这种流行的见解完全缺乏对康德著作的深入研究和细致领悟。本文试图通过对康德文本的认真解读,恢复其相关观念的本真含义,并做出合理的评价。     

天水“卦台山”与伏羲易学文化——从人文地理学和民俗学视角的探讨

天水市三阳川的卦台山是伏羲“仰观俯察”观物取象(则之)和创造原始易学的历史缩影.由于后人的不断附会,卦台山被人格化,周围的山、水和村庄被赋予了生命,三阳川卦台山下的十二村庄和二十四个自然村也被喻为十二生肖和二十四节气,从而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原始天象(文)图.《周易》作为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在天水时空上的重合,表明《周易·系辞下》所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画八卦的描述以及史书记载的伏羲诞生于成纪(天水)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是历史因子、口传史和实物的契合.     

论朱熹对"继善成性"说的规范

"继善成性"是易学哲学的重要问题.朱熹解释"继善成性"总体上不是为字义的通顺,而在为他的理学本体论作论证.理上气下的基本原则通过易学的语言进一步得到贯彻.善与性、天与人、未发与已发、天理流行与人物成性等,虽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又不能将一般天理与已具形质的人性混淆起来."继善成性"说的优长,就在于它将由天至人的生成序列,解释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同时兼顾个体形质生成带来的特殊性.而本性只是"存"而非"成",以卫护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假定.     

程颢“识仁”之方辨析

识仁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本文具体辨析并展示出程颢仁说的各种义涵,以及识仁的系统方法。本文指出,程颢的识仁之方,包含有(1)天、理、道、性、心相通一贯;(2)对仁理、仁道的宗教性体认与信仰;(3)诚敬存之的存养之力;(4)与物同体的生活效验之真切指点;(5)义礼智信的具体道德实践;(6)《识仁篇》对识仁工夫的具体展示等环节。经过这些环节的整体展示,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乃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从"物"、"实"之别看公孙龙名学的价值——以荀况为参照

先秦诸子论名,旨在匡正名实相怨的时弊,公孙龙也不例外.但是其以实正名的学说宗旨,却并不为同时代诸子赞同,以致荀况斥之为"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究其原因,乃公孙龙所论之名,与此时代之一般理解旨趣殊异.概言之,公孙龙看到了"名"的两种用法,即名既可命物(个体物),是为"物名",亦可命实(个体物的性质),是为"实名".公孙龙特别强调的是为当时人所忽略的后者的意义,其价值与其说是逻辑的,还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不管是与公孙龙的同时代诸子相比,还是从其后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取向来看,这一发现和阐述都是独特且别具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