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中华之衣 道教服饰的文化精神内涵

道教服饰,亦简称"道服",是指以"道"为核心理念而构设的服饰类型。历史上,道教不仅把道服规定为"中华之衣"(《洞玄灵宝千真科》)、"黄帝之衣冠"(《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而且确实从服饰的类型、形制、服色等方面,进行了中国化的美学伦理设计,充分彰显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数字货币的类型化及其法律意义

互联网时代下各式各样的数字货币应运而生,它们在底层技术、治理结构、储备资产等方面有所不同,须借助类型化的思维予以区分。根据信用基础的不同,实践中存在的数字货币可分为虚拟货币(Bitcoin为代表)、商业数字货币(Libra为代表)、数字法定货币(DCEP为代表)三种类型。对上述三种数字货币我国应该采取不同的法律规制思路：严格管制虚拟货币,谨慎观察商业数字货币,大力发展数字法定货币,并结合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在未来立法中,根据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将其纳入现行法律框架之中。     

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丁俊在2006年第1期《回族研究》中发表文章《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文章认为,关于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的讨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重大议题,中国学术界也积极参与有关讨论,发表了不少独到的意见。但中国学术界对伊斯兰文明在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尚缺乏必要的理解和研究。文章通过对伊斯兰文明及其内在精神的揭示,特别是从伊斯兰文明之源的《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精神出发,指出倡导文明对话不仅是伊斯兰文明固有的人文精神,而且也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传统。     

数据与记忆伦理的新面相

当数据成为记忆的一种样式,且以一种更为本源的形式进入到记忆的产生与构成之中时,记忆伦理的探究就必然与数据相关联。这种关联性不仅表现为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对记忆伦理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为数据的伦理属性与记忆伦理之间的羁绊以及数据相关的伦理问题与记忆伦理之间的羁绊。这些影响与羁绊正是记忆伦理的新面相。从技术伦理学的视角看,当其介入记忆时,会引发一些记忆伦理问题,同时也会解决一些记忆伦理问题;从记忆伦理学的视角来看,记忆与技术的深度关联使得对记忆伦理的考察必将技术纳入其中。     

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一场伦理之争

关于“人兔细胞融合”的伦理之争,主要围绕“人兔细胞融合”实验是否违背伦理,要不要经过知情同意,以及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等问题而进行。这场讨论是正常的,健康的,有益的,倘能加以认真总结,将有助于推进学术争鸣。     

“脑死亡法”与医学伦理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通过了“脑死亡法”,中国已初步具备实施“脑死亡法”的条件,时代呼吁“脑死亡法”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伦理意义。当今关键在于转变国人伦理观念,促使“脑死亡法”尽快实施。１时代呼吁“脑死亡法”１９６８年召开的世界第２...     

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思考

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 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承认并尊重环境、资源的价值,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 坚持公平原则, 确立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并指出,提高人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