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伦理价值观及其意义北大核心

道教从其前身老庄学派的出现算起,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如同世界各大宗教一样,道教的教义中既有对终极本体,即太上大道或它的化身的信仰,有追求自我与自然之道合一(天人合一)的终极目的,也有规范个人言行的价值和伦理标准。这一伦理标准即被称作“善道”的清规戒律。     

池田大作的生命论伦理观——以《生命的尊严》为中心

伦理本源于社会生活,伦理的基础应当是人的生命和生活。池田大作立足于人的生命尊严来阐发幸福,倡导共生的道德风气,对生命的意义给予了新的诠释。     

“报者,天下之利也”——论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报机制

"报者,天下之利也"蕴含着儒家对"报"的社会基础性意义的理解。先贤学人的阐释呈现出两条不同的思路,展现出"报"与"义"、"礼"等儒家伦理规范的内在关联。这些阐释分歧的契合点在于:"报"是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隐性机制,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共同交往和整体性稳定。     

论巴特勒政治伦理中的“可生存性”概念

9·11事件后,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把学术研究重心转向政治伦理,出版多部著作探讨政治伦理问题。可生存性是贯穿于她所有著作的一个核心概念。巴特勒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一概念,进行一系列追问:谁的生命值得哀悼?什么人的生命可以算作生命?为什么某些生命不被理解为生命?这些问题旨在揭示人类共有的易受伤害性和相互依赖性本质,为政治和伦理生活寻找规范性条件,主张非暴力的全球政治伦理。面临新冠病毒(2019-nCoV)疫情,她也借可生存性概念探讨对研制中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公正分配问题。     

儒家伦理的价值及局限的现代诠释

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发展是一项迫切的命题。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其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将儒家伦理置入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在公共伦理话语背景中对其进行现代存在样式的新诠释。具体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儒家的入世是一种安身立命;其二,儒家的在世是一种自我圆成的场域。在此,人的日常世界与终极关切合一;其三,同心圆与礼作为儒家式共在的应然方式,蕴含着正向的价值也存在着局限。通过对儒家伦理价值及局限的存在论意义诠释,以期在价值的彰显与闭锁中探寻其在现代社会持守与创新的道路。     

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

康德把道德主体的自主性(自由)中的理性方面(普遍性)和意志方面(应然性)区分开来,把两者的统一基础放在其先验哲学框架中的伦理共同体之上。黑格尔用他的伦理生活概念把道德主体从彼岸世界拉回来,放到其生活史的教养过程中来理解。但黑格尔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看到的是由理由之结晶所构成的客观精神与服膺理由的主观精神之间的和解而非冲突,而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却揭示出各种理由掩盖之下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马克思认为,要反抗这种力量的压迫,首先必须为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凝聚创造经济基础,而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那同一种经济危机,也将释放出导向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力量。但马克思未能看到,即使在一个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都是缺一不可、互为前提的。对从康德经过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复杂讨论的这种回顾告诉我们,为资本的充分运行提供条件的旨在避免危机的国家政治,不仅要满足后形上道德条件下的合法化要求,而且要满足多元文化条件下的社会凝聚要求;在当代世界,尤其在当代欧洲,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那种政治文化,必须以公民们为创造性地解决其共同问题而进行的民主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     

人类胚胎的伦理地位与实验原则

保守论认为胚胎是"人",因而具有"位格",并享有人的伦理地位,应得到与人同等的尊重与保护;自由论认为胚胎是"物",它不是"位格",也不享有人的伦理地位。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存在着诸多的伦理缺陷。胚胎所具有的"位格"应当是一种连续、渐进的自我成长过程,因而其所享有的伦理地位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一种日益递增的状态。基于人类胚胎伦理地位的动态发展性,对其开展实验研究只有遵循来源正当、医用目的、知情同意与充分尊重等伦理原则,才能取得科学研究与保护胚胎的共赢。     

“仪式观”视阈下微信朋友圈的伦理功能与隐忧

微信朋友圈是人们日常交流的重要载体,将其置于传播"仪式观"理论视阈进行考察,可发现微信朋友圈能实现一定的伦理功能:朋友圈点赞契合用户维护人际关系的需要,朋友圈分享符合用户自我呈现的愿望,朋友圈共享参与后联结的价值共同体一定意义上使用户获得了群体归属感。但微信朋友圈存在的现实隐忧也是不容忽视的:朋友圈点赞实质上是一种浅层交流,其背后隐藏着情感脆弱性危机;朋友圈中自我形象建构蕴藏着的虚实冲突会使个人陷入社交困境;互联网语境中的脱域共同体也会带来价值失真等问题。     

“存在先于本质”还是“本质先于存在” ——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存在主义核心命题的批评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20世纪50年代,牟宗三就对其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相反的说法:"本质先于存在"。本质之所以先于存在,是因为人有善性,而人之所以有善性,是因为有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都有先在性,可以说都是人的一种本质,前者为"原生性本质",后者为"次生性本质"。人通过智性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追求"标的性本质",但必须承认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本质。尽管人在选择之前已经有了本质,但这些本质有时也会出现不当、保守、遮蔽的问题。要防止这些问题出现,必须大力发展智性,启动内识反思。内识反思发现问题后,可以对不适当的规范加以调整甚至破除,这一步工作应该纳入儒家经权的思想范式之中。存在主义缺乏儒家学理的经权智慧,要求人们大胆选择,意图虽好,但难以保证有良好的动机,更不能充分估计其后果,从而出现小人行权。小人行权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病灶。既要坚持儒家"本质先于存在"的立场,又应承认"存在先于本质"的合理性,理想的情况是将两个不同命题有机综合起来。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坚守"本质先于存在"的立场。     

伦理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创造力:心理安全感与关系的作用

基于认知评价理论,以配对的328组员工为样本,探讨了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及心理安全感、上下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结论: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心理安全感正相关;上下级关系与伦理型领导的交互作用强化了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中介了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上下级关系调节了心理安全感对伦理型领导与创造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