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躯体化现象探析

躯体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西方学者往往将其归结为是中国人不善表达情绪的结果。本文就躯体化现象进行了探究,着重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经济、文化、社会因素。最后文章就躯体化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分析了躯体化本身的适应性意义,以及盲目采用西方诊断方式对医患关系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指出发展本土化治疗的必要性。     

追忆至圣先师

倘若提起自己心目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回答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孔子。不止我们国人尊崇孔子，就连美国大百科全书都评价他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和伟大的哲学家。用不着丝毫神化或把他抬高到神奇的地位，事实上孔子的学说己发挥了这种造型影响，以至于要把中国人的生活之道用一个词概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孔夫子主义’（或‘儒家化的东西’）。”     

水文化与苏商伦理

江苏,特别是苏南、苏中是典型的水乡,因而江苏人形成了以自强进取、包容开放、灵动精巧、柔韧守秩等为特征的水文化,为苏商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交通便利和精神支撑。在水文化的影响下,苏商在长期经营中形成了尚德诚信、爱国济民、重工重技、稳健灵活等商业伦理体系。     

《法音》2009年度征订启事

《法音》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是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文化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的综合性佛教刊物,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为宗旨,广泛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灿烂的佛教文化。     

开封山陕甘会馆龙纹样文化探析

中国特殊的文化信仰造就了中国民间艺术别样的题材内容,其中吉祥文化成为一种观念性极强的民间艺术创作形式,尤其是龙文化几千年来的广泛流传。开封山陕甘会馆就是一个龙的世界,现存各种形态龙纹样达三百余个。开封山陕甘会馆中体现吉祥文化与龙文化的龙纹样是发掘民族文化、探析民间艺术的艺术瑰宝。     

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以广西武鸣博物馆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丧失了地方的个性与特征。人们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应以地域文化研究为突破口对建筑进行思考与设计。广西武鸣博物馆的设计、建设就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地形地貌、建筑材料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等方面,深度挖掘了骆越文化,传承发扬了壮族文化,将该博物馆打造成了武鸣乃至广西的标志性文化建筑,提升了城市形象。     

大学政治文化简论

当代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促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刊的学术关心之一。本期笔谈的文章聚集高等教育的实践方面课题。季海菊的文章运用经济学的长尾理论,探讨高校微德育产品开发的新途径,周琴和王卓君分析了新时期大学政治文化的新特点,胡炜、丁堃和谷丽的文章讨论高校干部工作民主化的问题与改进之策,陈红雨的文章则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将教育与城市化联系起来。     

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为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研究采用人格词汇法, 在开放调查收集的词汇中选取代表社会善念的心理词语, 确立了社会善念词库。通过两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得到包含18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和包含17项描述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研究表明, 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具有二阶四因素结构的人际特质, 二阶是指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 四因素分别是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     

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从个体到集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

基于拓展思维的社会互动主义视角,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思路, 记忆的形成与维护构成了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一方面以“对话”为研究语境, 系统阐释了集体记忆形成中的社会传染、检索诱发遗忘、共享现实和网络聚合等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 聚焦于既存的记忆, 阐释了集体记忆有效性的心理原则, 同时, 记忆的身份关联性得到了确证。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仍需拓展视野, 加强对文化记忆的有效性研究, 密切关注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记忆变化, 积极推进本土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