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向和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自我批判的产物,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为理论背景,分析了由此引发的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变迁。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是语言转向的三种方式,共同实现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影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变迁,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激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     

指尖上的学习：触屏学习的作用

触屏学习是通过触屏软硬件设备呈现学习内容,并以手势触屏交互方式获取知识或技能的过程。目前触屏学习基础性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在有效性上,研究发现触屏学习本身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相对优势上结果具有较大异质性;在学习后效上,触屏学习有助于提高学习动机,但没有稳定地促进知识保持、知识理解以及二维到三维的学习迁移。针对触屏学习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以往研究分别从具身认知或认知负荷等理论视角给予解释。学习者、学习材料、学习环境等可能是影响触屏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广泛地将触屏设备应用于学习或课堂场景为时尚早,呼吁未来研究从理论建构、影响因素、特点分析及行为/神经机制角度考察触屏学习的作用。     

隔代教育对孙辈和祖辈的影响：双刃剑效应

隔代教育是指祖辈对孙辈的抚养和教育,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隔代教育”已成为“亲代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隔代教育对祖孙两辈人的身心健康均存在“双刃剑”效应。生物进化论、社会交换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为理解隔代教育对孙辈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 角色紧张和角色强化理论可以加深隔代教育对祖辈影响的认识。未来研究应明确隔代教育的定义和类型, 控制边界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 并进一步推进隔代教育的本土化研究。     

浅析孔子教育传播思想

教育传播学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在我国尚属新兴学科。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孔子的教育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其教育传播思想中教育传播平民化;以文字传播作为主要的教育传播媒介;严格的传者自律;强烈的受众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

当今社会,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选择自由,既呈现出个体化的新特征,也因新的焦虑而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是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是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不足以全面回应大学生在新的组织环境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优势,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英国的工业落伍与技术人才政策调整(1900—1950年)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国,英国在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英国科学家及其科技成果对现代经济社会有着突出贡献。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未能适时调整科技教育政策和科技发展政策,导致教育和科技事业落后,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一战”后英国政府虽然意识到教育和科技的落后局面并力图改善,但因重视不够、投资不足和决策失误等原因而错失良机。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科技人才政策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层面的引导不成熟、不系统。尽管如此,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科技人才发展并没有受到局限。英国皇家学会等组织和各行业的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定程度提升,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