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结构主义的思想基础及其理论意义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发展,把已经广泛传播半个多世纪的结构主义的内在核心思想,重新提升到当代思想文化创新的前沿争论平台,尤其突出地显示结构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结构主义能够从人类历史总体的宏伟角度,以跨民族和跨国家的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全球视野,重新探讨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更新的基本模式。结构主义并不满足于宏观地探索人类文化的创建机制,它还特别关注不同时代中推动着各种思想文化创新的微观动力基础,并以新的论述模式,取代原来西方传统的思想主体与研究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直接向近四百年来试图占据全球文化霸权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发出挑战。     

论中国现当代电影的悲剧意识

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质疑中国传统电影的没落,认为中国电影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下逐渐丢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一味迎合观众.针对当今影视业低俗之风的盛行,这样的批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味地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当代电影,将中国现当代电影与低俗化、商业化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     

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语言的创造性——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

卢梭的思想在启蒙时代占据了非常突出而重要的位置。国内学界通常认为,卢梭思想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他以《社会契约论》为主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契约论》要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共同体——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既然要制定契约,那么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人,而应该是建立共同体的共同立法者,每个公民都参与立法,参与的机制就是国民大会。然而,学界的研究忽视     

“个人”:创新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折的显著标志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 "独立的个人"的出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国家"、"共同体"之神圣性的衰微。马克思对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兴起而出场的"个人"有着敏锐而卓越的体会和把握,"个人"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的固有维度和重要范畴,因而是创新发展马克思哲学、展现其当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视域。然而,在当前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个人"的真实内涵及其所展现出的马克思哲学之批判与超越意蕴,尚未得到充分阐释。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的视域中,对 "现代"、"现代性"、 "现代化"背景下"个人"的出场的意义予以考察。     

杨时的“学习”之道

<正>杨时(1053—1135),程门高第,闽学鼻祖,是洛学南传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一代理学宗师①,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其晚年讲学东林书院,从游者千余人。长期的教学实践造就了杨时独特的"学习"之道。何谓"学习"?杨时给出的定义是:"大概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习。"(《杨时     

语言，人类命运之源——纪念古斯塔夫·纪尧姆（1889～1960）

人类思想显得如此不同于自然,以至于人们会将其归于神的恩赐。它归纳出一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斯宾诺莎则对此进行了反驳。而从费希特到莱昂·布伦施威克的其他哲学家则严格地将可感实在从属于人类思想：从唯灵论到绝对唯心论。     

三亚的清真寺及其管理

海南省三亚市的凤凰镇是我国最南端的穆斯林居住地。回族先民迁入海南岛从唐代就开始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他们有的再次迁徙,有的汉化、黎化。今天,聚居于三亚市凤凰镇的回族是唯一代表海南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共同体。海南省现有回族10910人①,其中有9000多人居     

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分析

共同命运模型(common fate model, CFM)是在家庭或二元层面研究中值得信赖的模型, 其更好地解释了亲密关系内在的相互依赖性。本研究基于共同命运模型探讨了家庭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程度的影响, 以及教养能力感在两者间的跨层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分层整群抽取上海市幼儿园中孩子(平均年龄5.14岁, 年龄范围4~7岁)的父亲与母亲参与调研, 分两个时间段(T1, T2; 间隔1年)收集数据, 最终得到650个家庭的父亲、母亲的婚姻满意度问卷(T1), 教养能力感问卷(T2)和协同养育感知问卷(T2)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1)基于共同命运模型, 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 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 (2)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 (3)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 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 (4)父母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作用。总之, 本研究基于追踪数据运用共同命运模型, 并结合家庭层面(婚姻质量和协同养育)和个人层面(教养能力感)探讨了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的跨层中介效应, 为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与指导意见, 并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命运模型发展。     

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主导建构了服膺西方利益的人类文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既从道义上宣判了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了其进步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为人类文明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但是,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中,人类文明的重建在实践上是艰难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一种与世界大变局相适应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唯一选择。重构人类文明的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是当今世界重建发展理性、治理理性、交往理性、安全理性的基本遵循。新的终将突破旧的,人类新文明终将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