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智慧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启示北大核心SSCI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全球各国在各个发展场域创新创造、互容互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仪式观”视阈下微信朋友圈的伦理功能与隐忧

微信朋友圈是人们日常交流的重要载体,将其置于传播"仪式观"理论视阈进行考察,可发现微信朋友圈能实现一定的伦理功能:朋友圈点赞契合用户维护人际关系的需要,朋友圈分享符合用户自我呈现的愿望,朋友圈共享参与后联结的价值共同体一定意义上使用户获得了群体归属感。但微信朋友圈存在的现实隐忧也是不容忽视的:朋友圈点赞实质上是一种浅层交流,其背后隐藏着情感脆弱性危机;朋友圈中自我形象建构蕴藏着的虚实冲突会使个人陷入社交困境;互联网语境中的脱域共同体也会带来价值失真等问题。     

从平等与责任谈医患共同体何以可能

研究对“医患共同体”这一颇具可能性的命题进行分析,指出其成立的基础之一是对医患双方“分裂”处境的认知与承认,通过以对医患平等的探讨为起点,提出应将医、患双方知识/权力上的优劣转化为差异的能动性,在促进共同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在理论及实践的医患共同体。目前可能的临床实践包括鼓励医护讲述成为患者的真实体验,鼓励包括叙事医学在内的促进平等共情的实践以及赋能患者、使其具备更强能力参与医疗共同决策的实践等。

     

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

从“畏死的恐惧”出发重塑扎根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永恒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这拯救了道德相对主义,也使个体作为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而能以“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推开恐惧。进而,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在自由而达于实在的自由的。道德主体应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和勇气。生存性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生命境况中的“超个体的个体”才有此能力。由此,人类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根源是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即以原子式个体充任道德主体。它是医疗纠纷和暴力频发的原因。     

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工程思维的人文困惑

生物医学工程引入新的人文问题。其认识主体、认识角度和学科范围都是基于工程的,实质是工程对医学的改造。"医学工程共同体"改变了医师结构和群体,使"医患关系"复杂化。"机器"思维使医学有变为"机器医学"的危险。生物医学工程加剧以"身心二分"为特点的当代医学人文困惑。     

困境与希望：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医学叙事

数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中国医务人员及患者在这场抗疫之战中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医学叙事,其中的文本意义既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亦具有极强的个人属性。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收集、记录自然条件下不同的患者在疫情期间前来医院就诊的疾病故事,共计29个案例,并根据患者就诊中的不同心态将这些案例分为恐慌、无奈和乐观三类,最后尝试以医者的视角,通过三个医务人员的平行病历对疫情之下这三类不同的患者心态进行解读,借此重新审视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医者的责任和医学的意义,旨在为后疫情时期的医患关系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基础和思考空间。     

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

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的签署对于世界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能有效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有助于夯实区域自贸体的发展基石。但与此同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东盟各国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特征明显。东盟各国内部以及东盟各国之间的政治与宗教之关系始终呈现为均衡与博弈的格局。宗教作为一个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东盟各国的宗教变量作用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有效实施。     

教会应具备的条件北大核心

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是指教堂建筑吗?教会与慈善组织有何区别?教会是否等同于社交活动场所?你能准确回答这些问题吗?     

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下)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     

周代南夷移民考

自商末周初巴人助武王伐纣,实为周代南北移民启其端绪,其后因为各诸侯及周王室的分封、迁都、戌边、征伐、出使等活动,致命南北移民未有绝续。而从史载周公、王子朝等士卿"出奔",以及老子隐楚、孔子适楚等情况考察来看,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南夷巴、楚之地就已广泛存在南北文化交流和移民流迁情况。因为战争及其他原因,南夷既有迁出之民,亦有移入之民,对于南奔的士卿,甚至得到楚国等诸侯国的重用为客卿。当然,周代移民状况的考察,有利于进一步论证民族共同体生成及南北文化交流史等问题。或许,这对于巴、蜀、楚等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定性问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