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及其现代价值

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独立于客体的主体概念奠定了道德的基础.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是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的,而其他学科都是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的.这是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康德伦理思想注意到了人生、人的理性的双层追求,力图将它们统一于整个先验哲学之中.     

论霍布斯自然法的三重意蕴 ——从“理性准则”“神圣命令”迈向“合理共识”

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内涵丰富,规则利己主义诠释将自然法视为理性的利己准则,对"心中没有正义"的愚昧之徒来说,它不具备有效的道德约束力。神圣命令诠释则将其看作上帝的神圣命令,对"心中没有上帝"的非基督徒来说,它难以获得普遍地接受。为解决前两者在解释自然法的规范性上所面临的难题,道德建构主义诠释主张,自然法应当被视为具备道德反思能力的主体在公平的程序背景下通过公共证明而达成的合理共识。     

解读奥斯丁

约翰·奥斯丁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法律哲学家,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又被尊称为"现代法理学之父".其思想独树一帜,开创了分析法学一派,对以后的一些法学流派影响巨大.奥斯丁的<法理学讲义>思想核心包括:法律命令说、实在道德论、确立法理学范围.     

工具理性原则与统一的能动性

在探讨是否存在所有行动者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要求时,我们无法绕开实践理性有哪些根本原则这一问题。休谟主义者往往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是实践理性唯一的原则,因此不存在所有行动者都有理由遵守的道德要求。对此观点的一个著名批评是,如果缺乏选择目的的标准,我们就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行动者可以算作违背了工具理性原则。休谟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对其给出不同的解释等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有效刻画实践非理性的行为,而可能成功的方法则需要给予一些欲望特定的权威和地位,但这一做法反而暗示了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理解。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原则需要以绝对命令为前提来实现统一的能动性。     

什么是公平——演化博弈论的视角

公平涉及比较,如不同主体所受的对待、分配份额等。尽管理想的比较应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之上,但这一要求在现实社会中则很难得到满足。在社会科学的模型中,最后通牒博弈建构了相同的比较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公平意味着趋向相同的结果。据此,可建构更一般的公平概念：在身份、能力一致的基础上,公平意味着结果应尽可能一致。基于相关跨学科研究,公平可以在多种有利条件下得到自然进化。公平的规范更有利于促成共同体内部所有潜在的合作,从而推动共同体达到集体最优的状态。因此,公平的规范性证明可诉诸由集体最优规定的公共利益。总体上,公平的价值可以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得到证明。     

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构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中的主要任务通常被视为是对定言命令的有效性提供演绎,而这一演绎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在第一节中被提出的积极的自由概念。但是康德似乎并没有对这一自由概念本身提供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这也成为康德学界普遍认为第三章中的演绎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对自由概念的演绎结构进行一种基于先验方法论的重构,就可以证明康德能够为自由概念提供恰当的证成,并且这一自由概念在形而上学上的不完备性也不会影响定言命令的演绎的成功。     

论马克思道德观中的本质主义问题

马克思的道德观旨在探寻实现人之本质的人类生存方式,这使得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内在规定了其道德观的规范性基础。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旨趣与异化劳动理论来看,其道德观内含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本质主义。人是“政治动物”与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构成了青年马克思的道德理想。而发现唯物史观后,马克思转变为古典本质主义的批判者。从方法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道德观在描述性立场上与科学本质主义在经验方法上具有亲缘性。但从本体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道德观在规范性立场上更应是追寻个人与他人良好关系状态、探求良善社会制度、面向人类未来发展的关系本质主义。     

论国际援助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基于特姆金对“援助悖论”的反思

国际援助作为全球减贫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一直以来被人们所信服。然而,迪顿通过强有力的数据对之提出的质疑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国际援助的基本信念,暴露出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冲突及该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为了厘清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源,特姆金一方面从规范性阐释出发,深刻揭示了人们应该对全球贫困者负有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从有效性困境出发,通过对个人与集体在理性与道德之间普遍冲突的揭示,进一步解释和支撑了迪顿关于“援助悖论”的反直觉结论。然而,特姆金对困境的解释仅是分析了规范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并未谈及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思路。事实上,特姆金和迪顿之所以在“援助悖论”的困境中持观望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善”与“好”之间观念和范围的认识含混不清。认识到这一点便能够在有效性和规范性之间实现矛盾的调和,从而进一步驱使我们对国际援助的本质及国际援助项目发展的美好前景进行重新审视。     

论证型式的规范性

论证型式刻画了既非演绎也非归纳的所谓第三类论证即假定性论证的推论结构。以非形式逻辑学家沃尔顿、布莱尔、汉森为代表的肯定派主张型式具有规范性,平托则对这一主流看法表示反对。通过对肯定派与否定派相关论述的批判性考察,本文厘清了“论证型式的规范性”论题的内涵,提出型式的规范性包含证明力与约束力双重维度;其次,讨论了批判性问题在评估假定性论证时的显性运用和隐性运用,揭示了肯定派论述中的不一致与概念混淆,在平托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型式没有证明力,没有推论性联系上的好坏之分,假定性论证不能仅凭所例示的型式而区分出好坏;最后,考察了型式与论证提出者、接受者在对话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修正了肯定派的某些提法,认为型式能够引导论证参与者根据对话类型的目标与规则进行话步交换并对实际对话进行评估,但这种约束是间接的、有限度的。     

规范性的来源和第一人称视角——对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科尔斯戈德以规范性问题的方式重提了伦理学的道德基础问题,引发我们对伦理学“阿基米德支点”的反思和追问。她从第一人称反思的心灵出发,通过建构主义和价值论的论证重构了实践同一性观念,在人性基础上重建了第一人称视角的规范性理论。科尔斯戈德回应了反对者“空洞形式主义”的批评,为绝对命令补充了第一人称,但她的第一人称规范性证明却存在困难,是一种放大的“自由选择模式”,她所重构的实践同一性观念无法真正摆脱人性的经验事实。她试图通过价值论的方式将人性抬高到价值赋予者的地位,但最终无法为规范性寻找到普遍、坚实、客观的道德基础。尽管科尔斯戈德第一人称的规范性理论存在问题和困难,但却触及了“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伦理学阿基米德支点,关乎“人类何以存在”的深层哲学和存在论问题,无论是对康德伦理学还是当代规范伦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