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民主与规范性——试析E.赖特资本主义批判和替代理论的逻辑进路及其根源

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21世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E.赖特最初以重构阶级的方式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由于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赖特进一步聚焦于激进民主和社会权力,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与“为民主而斗争”内在地统一起来,不仅基于“民主的平等主义”规范批判和谴责资本主义,而且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提供了制度路径。这种理论建构部分根源于赖特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批判,进而对马克思本人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的否弃。这需要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做出回应。     

公共健康与公共政策:建构一种规范性分析框架

中国当前的公共健康政策缺乏一种恰当的规范性分析框架,这一点可以从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改方案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不管是医改方案的设计还是相关政策的实施,都没有对它所涉及的规范性伦     

当代道德规范性研究与人工智能伦理设计

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道义论是当前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道德抉择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以上理论的应用均遭遇了困境。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正是类似的困境曾导致规范伦理学的衰落。当代规范性研究中的康德式理论对相关理论困难均给出充分回应，有力推动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也有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康德式理论具有共同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保证了由这类理论所构建的伦理原则可以具有一致性和实践可操作性。格沃斯和斯坎伦是当代康德式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尝试确立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不侵犯原则、平等原则和援助原则。三个原则对任何道德主体间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给出了清晰阐释，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给出明确指导。     

“人民至上”与“生命至上”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意蕴

在当代中国,"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相互涵摄,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这两大价值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有深厚的根基和底蕴,只不过它们作为理念形成的时间不同。"生命至上"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萌芽,而"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进行艰难理论探索和实践构建所凝练和确立的。"生命至上"和"人民至上"不是一般的价值理念,而应该成为根本的价值理念。它们不仅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人类如果不追求它们并以它们作为基本原则,就会陷入生存危机。两者各自都有对人民个体的实践要求,而将两者的实践要求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一个共同的总的实践要求。用孟子的话表达,这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这种总的实践要求以人民个体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前提。     

说原始福音 看天主仁慈

人类的原祖亚当厄娃幸福地生活在天主为他们安排的无忧无惧的伊甸园里,但在他们进入天国之前,天主要让他们运用天主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先立下功劳,而后才能进入天国,因为没有功劳是不能白白地进入天国的。圣经记载,天主只向他下了一道命令:"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那一天你吃     

伦理的困惑与伦理学的困惑

当代伦理学面对一个特殊困境,即伦理学的空间在不断萎缩。当代伦理学对伦理问题的理解日渐贫乏单调而且脱离事实,而政治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却为伦理学问题提供了许多不可忽视的有效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和当代的制度、规则和价值观形成了"淘汰伦理"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伦理的效力,压缩了伦理的有效空间。伦理学如果不能回归本源去重新反思形而上的问题,就终将失去立足之地。     

以道德事实理解道德规范性——实在论、准实在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当前的元伦理学理论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有其各自的优势，都能捕捉到道德规范性的一些本质特征，但就道德事实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两者有极大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准实在论者以道德情感的投射和实践攀升机制为焦点，试图调和上述两类立场，兼顾道德规范性的“客观事实”维度和“实践要求”维度。但是，要避免道德“准事实”的偶然性以最终确证其规范性，进一步阐明伦理道德背后的厚重实践预设与深层社会现实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一种可能的阐明方案是：重思道德概念的实践生成过程，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立场，从历史性、实践性的“社会现实”维度来重构道德事实，以提供一种理解道德规范性的“社会实践表达主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