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探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采用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和抑郁问卷,对98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比较和物质主义价值观都显著正向预测了大学生抑郁; 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正念在社会比较通过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正念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因此,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过程中,物质主义价值观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正念起到了调节作用。     

心理健康服务的文化胜任力：理论取向与实践策略

心理健康服务的文化胜任力随着欧美对多元文化群体的重视而逐渐发展起来。该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及相应的实践策略。内容取向关注静态的、结构化的文化胜任力; 过程取向则关注动态的、非结构化的文化胜任力。两种取向的异同体现了文化胜任力的研究和实践中对文化特异性和普遍性因素的平衡。在此基础上, 本文最后讨论了如何参考国外经验, 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和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 来发展中国的文化胜任力。     

道德“沾光”效应：道德评价对道德自我知觉及道德行为的影响

人们喜欢关注道德事件并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往研究发现回忆自己(而非他人)的道德行为能影响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和道德行为。本研究关注参与道德评价是否会对个体的道德自我和道德行为产生影响。2个研究共同发现：(1)存在道德“沾光”效应：评价支持他人的道德事件,或反对他人的不道德事件,能提升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2)道德评价通过提升道德自我知觉,进一步增加个体的道德行为。     

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及其在跨文化合作中的应用

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 也造成了认知负担, 进而可能引发对外文化群体的抵触情绪和排斥行为。多元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和两面性突显了对其进行合理管理和灵活应用的重要性。然而, 现有的文化能力的理论大多在全球化研究早期提出, 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文化会聚主义理论框架下, 将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系统, 建构以元知识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化问题。新模型的效用检验计划从文化知识管理和群际接触应对两方面检验多元文化能力在跨文化合作情境中的效用与机制, 以期为全球化环境中个人与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研究旨在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探讨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主观社会阶层感知高的个体更愿意保护环境并为环境活动贡献金钱.(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阶层影响亲环境行为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高社会阶层的个体物质主义程度较低并更加亲环境,而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则...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的结构、主旨和影响

青年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以调和目的论和义务论、克服自我实现主义弊端的至善论思想为理论主旨,从结构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以终极对子“心理”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思考,二是以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内容的两大伦理学主张,三是心力为本的伦理学旨归。两大伦理学主张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个人主义集中反映了价值原则,现实主义集中反映了真理原则。以“诚”为中心原则、以价值和真理及相互关系为根本逻辑形成的两大思想链条是毛泽东早年思维结构中的关键内容,对其实践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此后其更加成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潜在线索。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塞拉斯及其后继者：从语义学的视角看

自罗蒂将塞拉斯的后继者划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以来,这一划分一直被视作理解北美当代哲学图景的一个重要指针。这一划分尽管凸显了推进塞拉斯思想的两条线索,且得到了来自两个阵营的背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塞拉斯与其后继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该问题内部的复杂肌理可以通过语义学的视角得到澄清。比较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米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和塞拉斯本人的语义学方案将揭示出,在充分认识到差异的基础上,左翼和右翼塞拉斯主义者各执一端的理论方案可以在一幅整体性图景中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