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亲子信任与青少年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父母自尊和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本研究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亲子信任关系量表,针对233对高中生及其父母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亲子信任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青少年自尊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亲子信任和青少年自尊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对于揭示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寻找到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元分析

基于141篇文献的149项独立研究, 研究样本总人数达46261人的数据, 对挑战性-阻碍性二元压力及其亚组与员工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 并检验了文化差异(权力距离、长-短期导向、个人-集体主义)、数据来源以及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1)挑战性压力及其亚组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对员工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2)文化差异性(个人-集体主义)对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文化差异性(权力距离高低、长-短期导向、个人-集体主义)对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3)数据来源对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当员工创新数据来自自我评价时, 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强度更强。(4)数据收集时间点仅对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横截面研究设计下, 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更强。     

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

现有文献显示员工感知到被上司信任在工作场所中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感知会带来许多与工作相关的积极产出。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被上司信任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对它的形成机制却知之甚少。忽视这一感知的产生机制将会限制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因为被上司信任感只有被成功地激发才能使信任关系得到建立,并由此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一种由个体对信任相关信息加工而得的感知,员工被上司信任感未必等同于上司实际的信任水平。因此,要想通过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来进行有效的管理,作为授信方的上司不仅要主动做出信任的行为,更需要考虑如何让员工准确地感受到自己的信任。 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型,上司的授权与培养这两种管理行为被识别为影响员工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重要因素;授权与培养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影响的有效性依赖于员工的目标导向、上司的可信度以及团队焦虑水平;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产生会影响员工的忠诚与敬业奉献,其影响程度受制于上司所面临的管理风险。 通过揭示上司的信任行为如何以及何时能激发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并由此对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三个主要的贡献。首先,被信任感不是由授信方或被信任方单独一方决定的,而是在二者的互动中形成。虽然过往研究曾检验过领导风格对被上司信任感的影响,但却未从信任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识别出了授权和培养这两种可以传达典型信任信息的管理行为,从而在理论上拓展了关于被上司信任感前因的文献,在实践上为上司如何做可以让员工感受到被信任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尽管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有赖于社会信息加工,却鲜有研究对该过程进行过探索。根据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对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机理及边界条件发起了新的对话。我们不仅关注信任信息加工的正反效应,还探索了信息相关度（员工目标导向）与可信度（上司可信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关注员工目标导向有助于识别基于信任的管理行为的有效目标人群,而关注上司可信度进一步明确了上司在相关信息传达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两种不同的影响。实践上,这一探究为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最后,通过探讨团队焦虑和管理风险这两个团队层面上的消极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对上下级信任互动情境的理解。实践上,我们为管理者如何在高不确定和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中采用信任管理策略提供了启发。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希望的中介作用

基于积极心理学,采用问卷调查法,对109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并基于希望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借此构建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探索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希望与社会幸福感之间两两相关显著; 社会支持和希望及其各维度,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社会幸福感; 社会支持通过希望影响大学生社会幸福感水平。研究结果证实了希望在社会支持影响社会幸福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的心理机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参考建议。     

德行领导与员工不道德行为、利他行为: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以道德推脱理论为基础,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776名员工的调查,探讨了德行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影响及道德推脱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德行领导会抑制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促进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2)道德推脱会促进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抑制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3)德行领导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负向影响员工的不道德行为,通过道德推脱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利他行为。     

基于日重现法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研究:情感体验的视角

采用日重现法对山东省616名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大于消极情感;(2)农村居民感到最愉快的活动是亲密关系/性活动,其次是宗教活动、玩;感到愉快程度最小的活动是没有工资的干活,其次是有工资的干活、外出。(3)农村居民感到最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子女,其次是朋友;感到最不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同事,其次是领导;(4)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等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综合影响显著。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

根据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和已有的研究经验,编制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卷。以往大多数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构成,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还应包括社会性行为和人际关系等成分。对376名大学生进行初测,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由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性行为和人际关系8个维度构成,共41个项目。对511名大学生施测41个项目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构是合理的。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主观幸福感回溯式自陈报告测量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发展了关注时间因素的即时测量方法,如经验取样法(ESM),生态瞬时评定法(EMA),日重现法(DRM),U指数(The U-Index)等.从传统测量走向多样化测量大大提高了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生态效度,同时也为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与评估提供了一定参考.     

幸福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偏差机制

基于体验效用的幸福包括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这三者有极其重要的本质差异,导致决策偏差和非理性。本研究运用行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从行为层次—信息加工层次—脑神经层次三个层面,立体地开展幸福感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部分:(1)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的本质特点和行为规律;(2)三种体验效用产生偏差的认知心理机制;(3)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偏差的脑神经机制。通过系列研究,拟解决三个关键问题:(1)在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预期、即时和回忆三种效用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与决策?(2)三种体验效用出现偏差的信息加工特点和脑神经机制究竟是什么?(3)三种效用的偏差规律及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决策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贡献;对政府管理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避免"牺牲体验追求指标",解决"幸福悖论",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时间管理倾向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相关研究

时间管理倾向是我们在有关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时间维度上的一种人格特点,指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我们对时间管理倾向的有关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不但对个人的工作绩效具有预测作用,而且与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感等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时间管理倾向与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关系。本研究将继续探讨个体时间管理倾向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我们对时间管理倾向的理论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