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残婴安乐死”的伦理审视

在对“残婴安乐死”的伦理学理论考察中,从目的论思维方法的角度来看,出于婴儿自身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安乐死行为具有道德合理性。而持义务论的人通常对其持反对态度。“残婴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的道德情境处于义务论进行道德评价的推理逻辑的有效范围之外,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从目的论立场来看“残婴安乐死”的本性：一种本质为善的“必要恶”。     

对"残婴安乐死"的伦理审视

在对"残婴安乐死"的伦理学理论考察中,从目的论思维方法的角度来看,出于婴儿自身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安乐死行为具有道德合理性.而持义务论的人通常对其持反对态度."残婴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的道德情境处于义务论进行道德评价的推理逻辑的有效范围之外,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从目的论立场来看"残婴安乐死"的本性:一种本质为善的"必要恶".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关系问题

本文试图厘清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的异同、相互之间的可引出性、它们的源头等问题。既从义务论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又从公共道德观的发生学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的相对性。认为公职人员作为伦理主体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必须行使其价值判断、道德选择,并对其行为负责。     

环境权论纲

本文系统论述了环境权的基本内容 ,界定了环境权的概念、特征属性及环境权利与义务的具体构成 ,提出了环境权实现的保障措施及权利的立法保护建议     

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既是实体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伦理的意义。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是以道德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道德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所行使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因此,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内在统一的。     

道德绑架为何难以避免

道德绑架现象频繁出现.现有的报道与研究大多对施事方持批评态度,这既不合乎事实也不符合直觉,更回避了道德绑架现象的实质.种种道德绑架得以进行,均需要预设以下核心论证:从道德上的好推出道德上应该做;从道德上应该做推出不做就应该被谴责;从应该被谴责推出对谴责加以表达的恰当性.替受事方辩解的阐述大多反对核心论证中的第二个命题,希望以此阻断核心论证,中止道德绑架.常见的阻断方式有三种: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主张义务的整体性以及诉诸免责条件.但是,这些方式无法彻底阻断核心论证.道德绑架的实质在于施事方所提要求的道德性与受事方眼中的不合意性之间的冲突得不到调解.由于资源、人的能力与认知的有限性,道德绑架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论病人的“选医权”

选医权是病人的一项基本权力,它能消除医患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具有公平的法律价值,能够保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实施选医权的过程中,病人要正确行使权力,不能滥用权力,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医院和医生必须为保证病人选医权履行相应的义务。     

癌症要告知实情吗？

面对癌症病人,应该不应该告知实情?这是临床医务人员常常面临的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病人得知癌病的途径、临床治疗现状等方面分别论述告知癌症病人实情的理由。探讨了癌症告知策略:面对家属直言相告、面对病人通过交谈了解病人的性格特点、文化层次和情感类型,列举了不同类型的病人告知的方法。论述其告知病情后如何让病人走出误区,消除恐惧,把生存的压力转变成求生的动力,从而达到配合治疗,使病人敢于正视疾病,面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术前谈话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告知说明义务是医师的法定义务,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法定权利,术前谈话是外科医师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和手术患者实现知情同意权的共同方式.外科医师应深入理解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合理履行告知说明义务,临床实践中做到告知说明内容充分,变更手术重新告知说明,避免使用穷尽式列举,确定签字人身份合法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态度的调查研究

为了了解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的态度,对634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员不十分赞同将真情完全告知患者,其告知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愿望,他们比较认同家属拥有决策权,且普遍认为患者不是充分知晓病情.因此,医护人员应该增强告知认识,尊重患者告知意愿,引导家属告知观念,努力提高患者知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