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

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至今,变化巨大,但也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道德问题,有些问题已相当严重.如何评估当前的道德状况?造成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根治或如何重建?带着这些社会上下都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基地于2011年12月17日至18日组织召开了"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专项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的学者覆盖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专业领域,周孝正、竹立家、刘光明、杨义芹、张海涛、张傅等一批在各个专业领域各有建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伦理学基地的葛晨虹、龚群、肖群忠、李茂森、曹刚、郭清香、杨伟清、张霄等研究员,部分杂志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汇聚各方相关专家,切实"会诊"社会道德问题,集思广益,诊断病根,开出具有建设性的社会道德问题治理"药方".会议讨论热烈而深入,主要围绕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道德与文明》纪念创刊30周年征文启事

《道德与文明》是由中国伦理学会与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伦理学专业理论期刊,是国内最早的伦理学专业期刊。2012年秋适逢《道德与文明》创刊30周年,三十而立,经过30年的发展,她已经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     

道德评判与制度设计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争论不应聚焦于国人道德是否滑坡的评判,其展现出的正面意义——法治的深入和理性的彰显——正是社会进步的坚强基石.对于道德追求和道德要求的混同让我们在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问题在于:道德本身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扶还是不扶”的道德困境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解决.如果制度安排真正做到了人性化、科学化,那么,必将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反之,如果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实施,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促进法律义务的忠实履行,正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     

道德治理与道德文化建设——纪念《道德与文明》杂志创刊3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2年10月13—14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主办,中国伦理学会、苏州大学、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清华大学哲学系、河北经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道德治理与道德文化建设——纪念《道德与文明》杂     

道德绑架与道德义务的划分——兼谈道德绑架的现象刻画

道德绑架现象成为社会热点,这使得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来厘清它的概念内涵和错误原因成为必需.在这方面,苏德超对道德绑架做了深入细致的现象刻画.然而,由于他的整个分析预设了一条成问题的原则,所以未能真正地刻画出符合经验直觉的道德绑架现象.通过引入康德对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划分,可以澄清道德绑架发生在康德所谓的非完全义务的领域,是施事方以道德的理由绑架了应事方在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之间的选择.道德绑架的错误在于施事方将完全义务领域的要求等同到非完全义务领域,剥夺了应事方道德选择的自由.基于此,道德绑架现象可以重新加以刻画.     

“道通为一”与庄学的“新意” 王雱与荆公新学的庄学思想特色刍议

正北宋时期的思想文献注释呈现出融合诸家、内求一理的独特风格。在这个基本的立场下,荆公新学的庄学思想体现出独特的新意——撇开魏晋隋唐时期的庄子注释风格,转向儒家本位立场的惟义理是求,庄学也体现了通一的道。在北宋庄学的视野中,荆公新学的庄子注及庄子义解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文献,其中保存最完整、在庄学史上最受称道的就是王安石之子王雱(字元泽)所作的《南华真经新传》,这部不拘泥于庄学和道家思想框架的庄子诠释可谓思想活跃、主题集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评析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十几年来,在实践上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异彩纷呈,文明道德之花竞相开放;在理论上多学科联动,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但无论在道德建设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它需要党和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其中学术理论界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进一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为公民道德建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进一步加强实践调研,增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针对性;积极探索将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和机制。     

自愿、决定与品格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论道德责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道德物化 ——技术物道德“调解”解析

传统技术伦理学的外在进路影响了其实践有效性的发挥,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思想,认为在具体情境中技术物与人共同构成复合的道德行动者,技术物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和自由,能够承担起道德调解的作用,因此主张对技术物进行负载伦理价值的设计,使技术物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行动者"的作用,对使用者的行为产生道德引导和规范作用。"道德物化"可以通过设计者的道德想象、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和情境法得以实现。"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超越了传统技术伦理学的二元分析框架,由外在进路转向内在进路,在技术的发展、使用及其社会嵌入过程中发挥了建构作用。     

道德是有神论者的最后一张牌

<正>本期排在前面的几篇文章,都专门或者也讨论到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包括一篇讲宗教与科学的文章。自从科学无神论产生以来,宗教有神论先是和政治分离,自然,也不能再过问军事、经济等问题了。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也借此逐步从有神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学术上,先是科学,后是哲学,也都脱离有神论而自立。在人类公众生活领域,只有道德,还被有神论当做一张牌在到处炫耀。什么"离了宗教就没有道德","信了教就道德高尚"之类的宣传,不仅常常出现在一些宗教家们的言论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