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有神论者的最后一张牌

<正>本期排在前面的几篇文章,都专门或者也讨论到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包括一篇讲宗教与科学的文章。自从科学无神论产生以来,宗教有神论先是和政治分离,自然,也不能再过问军事、经济等问题了。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也借此逐步从有神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学术上,先是科学,后是哲学,也都脱离有神论而自立。在人类公众生活领域,只有道德,还被有神论当做一张牌在到处炫耀。什么"离了宗教就没有道德","信了教就道德高尚"之类的宣传,不仅常常出现在一些宗教家们的言论里,也     

西班牙新古典主义文学对西班牙人民的主要贡献

在欧洲众多文学流派中,新古典主义文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通过查阅西班牙语原史及中文资料,讲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在欧洲的产生、发展及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特点,最终总结出新古典主义文学对西班牙人民的主要贡献．     

浅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

教育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提出不同的要求,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补充。作为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学生的启蒙教师,家长对自己的子女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家庭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起到奠基的作用。     

高校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途径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际多元文化的渗入,社会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大学生出现道德“失范”等现象,高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人才的重要使命,因此,公民道德建设在高校学生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由此出发,阐述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涵,高校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高校大学生目前思想道德现状,并针对现状提出了六点高校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途径。     

贵州石漠化生态修复进程中的生态道德问题现状分析

贵州省作为西南喀斯特的中心,连片裸露碳酸盐岩分布面积大、地势复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且贵州省同时也是我国老、少、边、穷人口集中之地,人地矛盾非常突出,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往往加剧土壤侵蚀作用,导致土层流失殆尽,造成严重的石漠化,继而造成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现状急需开创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因此,在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开展生态修复成为国家的重大需求。     

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与体系建构

指数研究起源于经济学领域,这一研究逐渐延展至社会、文化领域,现在我们正进入人文指数的积极探索与建构的时代。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研究区别于道德心理学与道德社会学,以一种哲学伦理学视角,将自下而上原子式的伦理道德科学量化研究与自上而下实体式的伦理道德哲学研究相结合。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为伦理道德量化研究提供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德偶然性世界观是一种“偶然—必然”逻辑,不同于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必然—偶然”逻辑,它强调在“偶然中建构必然”,从而为伦理道德量化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伦理道德理解上,着力于发现世界听得懂、中国老百姓明白的共通式的伦理道德理解结构,从而为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提供更为大众化、时代化、可普遍化的理解范式。在具体伦理道德指数建构方面,提出“五维三态十要素”的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以“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主体与伦理共体为一级指标,以伦理道德的“实然、本然、应然”三态为二级指标,每个维度考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时代性的具体的伦理道德“十要素”。     

财富与德性——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

亚当·斯密的生活哲学是当前斯密思想研究的新话题,而对“美好生活”内涵的阐释,构成了斯密生活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密从“财富”“道德”“美德”三重维度阐释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普及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偏废“德性”。“德性”具有关于普通品德的“道德”和关于高尚品德的“美德”的双重内涵。鉴于此,“美好生活”既可以是“财富”与“道德”的统一,也可以是“财富”与“美德”的统一。     

祛魅的启蒙限度——马克思反思宗教批判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含了对黑格尔理性宗教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祛魅”观念的双重反思。针对黑格尔的理性宗教方案,马克思认为其架通无限与有限的“中介”无法克服两个世界的割裂,反而导致了“泛神论”在世俗领域的“复魅”。此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属于当代学者泰勒所刻画的“化减论证”与宗教祛魅的世俗化延伸。然而,马克思主张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并非相互重叠的同一过程,并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引申,对资本主义及其拜物教批判尚不能够等同于一般宗教批判意义上的“复魅”批判。“复魅”批判实质上作为“祛魅主义”的逻辑延伸,并不足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物象化”关系所映现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蕴含了对启蒙理性及其批判限度在不同层次的反思：既反思了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分别在启蒙逻辑中的运用,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澄清了18世纪启蒙方法论在批判现代“复魅形式”时的缺失。     

人机混合能动者的伦理意义、建构分析和启示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它极可能担负道德责任,拒斥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是不现实且理由不足的。人工智能作为道德能动者有其哲学理论基础,但它目前只能成为显性伦理主体而非完全伦理主体,尚不足以现实地被问责,它无法解决"好"的决策问题、伦理契合问题和具身化问题。因此,人工能动者相关的伦理问题需求一个可替代的道德能动者——人机混合能动者。混合能动者不仅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其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前,作为伦理主体承担道德责任,而且在人工智能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后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加强以混合能动者作为伦理主体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混合能动者符合社会—技术—认识高度不可分的立场,也是实现分布式道德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人机融合的关键步骤。通过对混合能动者内部建构进行行动哲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需依据以混合能动者内外为划分而产生的六个维度,有助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的推进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