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左翼批判哲学的理论困境

与西方经典左翼哲学不同,当代西方左翼哲学的批判对象不再只是资本、技术和权力统治下的现代性秩序,而是指向诸如理性、自由、人道和进步等现代性的启蒙观念,由此导致它自身深陷批判疑难和辩护疑难的双重困境。为此,当代西方左翼哲学或者将批判作为唯一的辩护原则,穷尽几乎一切理论资源对现代性的抽象统治展开无休止的批判,以致沦为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理论技艺;或者用"圣经学"的救赎观念置换启蒙的进步观念,以实现对历史的未来、希望和理想乃至历史本身的神正论证明,如此一来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丧失任何实质性批判的辩护修辞。就此而言,以批判性为基本标识的当代西方左翼哲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论高度。     

进化论范式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消解——兼论其人学理念的缺失

进化论范式造成了存在意识的严重缺陷,压抑个人本位意识,使族群与个体之间始终保持一种紧张,在生存样态的选择上,自在存在优先的取向遮蔽了对自为存在的价值关注;在理解和解释人权时,进化论思维多途径地造成了人与人权的疏离,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最大缺陷.进化论使启蒙的价值诉求转变为社会制度变革的诉求,遮蔽了对启蒙内在精神和启蒙主题的关注,也极易造成制度变革后启蒙的"合理"中断.     

时间川流中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性注释

本文是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思想的一个历史性注释,它证明：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原本只是阿多诺本人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话语,只是在具体的历史发展情境中,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方才获得充分发展,成为否定的辩证法,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晚期哲学纲领而为人所知,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与否定的辩证法是存在基本差别的。     

空间、生态与正义的辩证法——大卫·哈维的生态正义思想

生态正义思想是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马克思主义及西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中都占有独特的地位。哈维从马克思的某些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将正义问题置于更为广泛的讨论中:他在坚持空间研究的基础上,在自然与环境、时空及场所、认同与差异等关系中讨论生态正义问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下)

四、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新探索1961年,毛泽东嘱咐李达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5年,毛泽东在阅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①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否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并列的形式,明确指出: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同时,在其中的两种发展观互相对     

再论唯物史观与启蒙

唯物史观近年来复又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其中唯物史观同欧洲思想传统的关系,成为探讨的重要方向。笔者曾发表《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转化》(见《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对问题作了一些初步探讨。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拓展相关研究。①本文结合课题的现当代视域,再作一些探     

探析流行病防治的哲学思维

本文以现代医学模式为指导,阐述了辩证思维在流行病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其必要性。从系统论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述了传染病和慢性病并重和区别对待的疾控观;通过消除病因和医防一体化以控制流行病。最后得出与哲学思维协调发展是流行病防治基本策略的结论。     

论黑格尔的现代性时间意识

黑格尔的现代性、时间意识与精神辩证法是密切相连的。具体包含以下几点(1)现代性只有在线性的、不可逆的历史性时间意识中,才是可能的;(2)人的精神具有历史性,是在历史中自我中介、自我扬弃、自我提升的过程;(3)现代性属于精神的“自知”或“反思”阶段,表现出过渡、危机和意识分裂的特征。它具有三个原则,即理性主义、内在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反思性。自由精神的实现是现代性的终极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与现实的“和解”是精神辩证法的必然。在后黑格尔时代,黑格尔思想是否定和批判的源泉。     

雌激素替代疗法的利与弊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人们对健康与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绝经后雌激素替代疗法(HRT)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在进入围绝经期后开始接受HRT,以改善因内源性雌激素分泌不足而引起的种种不适,确实提高了生活质量.但是,这种方法有增加子宫内膜癌、乳腺癌等其他疾病发病率的潜在危险,于是我们在临床应用时应该用辨证的眼光去看待它,试图抓住其主要矛盾,尽可能扬其利,避其害,以达到安全而有效地提高广大中老年妇女生活质量的目的.     

启蒙与宗教——胡适与福泽谕吉

当竹内好倡导"作为方法的亚洲"时,他显示了一种跨-普世性的构想,即普世性不是由西方所赋予的普世性,东方也参与其中,双方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追求更完善的普世性。本文延续竹内的问题意识,通过比较日本和中国来思考启蒙与宗教的问题,分析的人物是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之现代启蒙的福泽谕吉和胡适。胡适的启蒙是一种"浅显"的启蒙,它拒绝个体精神深层这一形而上学装置,这缘于胡适是标榜反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继承者。福泽谕吉的启蒙也不是西方现代启蒙的复制,而是东亚具有的另一种不同启蒙的可能性,即不诉诸精神层面的实用主义的"浅显"的启蒙。如果不是像福泽那样视儒教为启蒙之敌,而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起批判儒教,揭示其可能性的条件,那么日本现代启蒙的形态应能大大改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胡适推动的中国现代启蒙。在今天的东亚思考启蒙,我们必须追问如何批判儒教和整个西方现代启蒙,为此,胡适和福泽谕吉应是必须被超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