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人格障碍的现状调查

目的:对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格障碍进行筛查,并探讨人格障碍阳性率与某些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关系.方法: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 , PDQ-4 )对全国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七个行政区21个城市26所高校的4811名学生进行测查,以分量表分5～6分为人格障碍亚型划界分计算阳性率.结果:(1)全体大学生样本12种人格障碍亚型的阳性检出率在1.2%～27.6%之间,最高为表演型(27.6%),最低为分裂样型(1.2%);(2)男生偏执型、分裂型、反社会型、自恋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女性,依赖型阳性率显著低于女生;(3)农村家庭学生、单亲家庭和寄养家庭学生、贫困家庭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较高;(4)独生与非独生学生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专业学生之间人格障碍阳性率互有高低.结论:当前我国大学生中存在较严重的人格异常和人格障碍问题,男生较女生更严重.家庭经济贫困、低社会阶层、父母离异、不适当的养育方式等可能与子女的不健全人格和人格障碍的形成有关.     

学龄早期Asperger综合症儿童行为问题和注意、行为抑制功能研究

研究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父母用表)和注意、行为抑制及动作协调性行为任务对12名学龄早期的Asperger综合征儿童与29名在年龄及智力水平上与之匹配的正常儿童在行为问题、注意、行为抑制及动作协调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和智力因素后:1)Asperger综合征儿童的社会能力与正常儿童相比明显较差,同时常伴随有交往不良、社交退缩、焦虑、忧郁、强迫性、攻击性和多动等一系列行为问题;2)Asperger综合征儿童表现出一定的注意和行为抑制障碍,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较差.     

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进展

文章概括了国内外近年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分别介绍了其基本概念、临床分型、理论模型、评估诊断,以及治疗方法。对这一心理障碍的进一步研究能充实心理咨询治疗的课题,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成瘾人群的决策障碍：研究范式与神经机制

药物成瘾者和赌博成瘾者常常偏好即刻的奖赏而忽视将来的消极结果。在进行决策任务时, 他们倾向于做出不利的选择, 偏好短时的获益而不顾长期的损失, 这是一种决策障碍的表现。延迟折扣任务(DDT)、爱荷华赌博任务(IGT)和剑桥赌博任务(CGT)是研究决策障碍的三种常用方法和范式, 分别考察成瘾人群的冲动性决策、决策短视和决策时的冒险行为。近十几年来的研究表明, 前额叶皮层(PFC)在人类的决策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其中, 腹内侧前额叶(VMPFC)、眶额叶(OFC)、背外侧前额叶(DLPFC)等皮层的功能变化与成瘾人群的决策障碍有密切关系。     

述情障碍成因的认知及社会机制

对述情障碍本质和形成原因的解释主要包括认知机制和社会机制两种, 认知机制认为, 述情障碍体现了在情绪认知加工上的缺陷, 主要涉及到情绪图式、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等方面; 社会机制认为, 述情障碍的产生与儿童早年的一些经历有关, 并在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中得到不断的强化, 主要涉及到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功能及环境等方面。未来研究要把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到热执行功能、整合研究、提出系统的社会机制理论等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 注意测量工具和研究技术的进一步改进。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民族差异问题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民族差异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PTSD的发生率较高和症状反应与症状结构的差异。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 这些差异主要是源于暴露水平、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汶川地震后, 有研究也发现羌族PTSD发生率高于汉族, 然而对于羌汉民族间症状反应的具体差异及其原因, 还并不十分明确。因此, 有必要在中国进行PTSD民族差异系统深入的研究, 这既有助于灾后心理援助工作更加有针对性的开展, 也能够为从东方文化视角下理解PTSD提供理论依据。     

听觉障碍人群检测任务基于位置的返回抑制

基于位置的返回抑制（IOR）是指对先前注意过的位置上靶子反应变慢的现象。探讨听觉障碍被试检测任务IOR的时程和量是否受听觉剥夺的影响。实验1中,听觉障碍被试和听力正常组被试具有相同的IOR时程和量;但在取消中央线索化的实验2中,当SOA为350ms时,听力正常被试没有出现IOR,听觉障碍被试出现了IOR,说明听觉障碍被试的注意脱离快于听力正常被试。听觉障碍被试对外周靶子的反应快于听力正常被试,表明听障人群外周注意资源增强。这些结果表明听觉障碍被试的空间注意更具有效性和策略性。     

创伤暴露程度对中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复原力的调节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程度调查表、复原力量表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调查了汶川地震1年后的773名中学生,考察了其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地震1年后,中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较低,其中男生的水平低于女生,初一学生的水平相对低于初二、高一和高三学生;创伤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各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回避性症状与警觉性增高症状的影响上发生负向调节作用,在创伤暴露程度对闯入性症状的影响上不起调节作用。     

PTSD与PTG的关系：来自教师群体的追踪研究证据

采用追踪研究的方式,在汶川地震后一年和一年半两个时间点,对极重灾区的116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建立交叉滞后模型,探讨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在时间进程中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1）震后一年和一年半的教师,其PTSD水平较低,PTG水平中等,两者具有一定稳定性;（2）在同一个时间点上,PTSD和PTG的相关不显著;（3）震后一年的PTG能显著负向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SD,而震后一年的PTSD不能显著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G。成长对于长期的创伤后负性应激降低有积极作用,可采用积极的视角来进行心理重建。     

应对方式与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性的影响

以往研究指出青少年阶段是情绪障碍的高发时期, 各种情绪问题深刻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通过文献分析得出青春期压力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即个体对压力事件做出反应的稳定方式)可能是决定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程度的核心因素; 而认知训练可降低该易感性, 从而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为了验证上述观点, 综合采用行为调查与生理测量, EEG/ERP与fMRI手段, 拟开展如下4个方面的研究工作：1)青春期发育阶段影响个体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大脑机制; 2)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发育阶段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影响及大脑机制; 3)认知训练(包括注意训练、解释训练与接受训练)对健康青少年负面情绪易感性的调节作用及大脑可塑性机制; 4)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症患者情绪应对方式与临床症状的影响及大脑可塑性机制。通过上述系列研究, 揭示青少年更高情绪障碍易感性的认知神经机制, 找出并培养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情绪应对方法, 从而为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