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与精神文明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积极心理学:批判与反思

从2000年至今,在短短的十余年间,积极心理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收获了丰硕研究成果和产生广泛影响之外,也遭到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心胸狭窄、价值纬度单一、研究结果与现实的差距、特定价值取向与价值中立原则之间的矛盾及美德理论等方面。积极心理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只有正视这些问题,不断完善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其构建人类幸福生活的宏伟目标。     

理雅各对儒家祭祀礼的解读——以理雅各《诗经》译本为中心

在儒家倡导的五礼中,理雅各最重视祭祀礼,其中,他又特别关注祭天礼。《诗经》里有许多诗篇涉及祭祀礼仪,虽然这些祭祀礼仪并未表明是敬拜上帝,但是,理雅各坚持认为与上帝有关。在他看来,儒教和基督教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而儒教祭天与以色列人祭拜上帝的仪式却相似。他知道,在古代,以色列敬拜上帝是真正的举国全民参与,而在中国只有天子可以祭天,普通民众不能参与其中,全民皆可参与的是祭祖。理雅各对中国人的祭祖持批评态度,但又承认祭祖具有社会意义,并在祭祖礼中看到了上帝的存在,从而将中国传统宗教纳入一神教模式中予以诠释。     

论智圆的“性情”思想

天台宗最大的特色在于"性具善恶"说,可是这一思想发展到宋代,悄然发生了某些变化:以知礼、遵式为代表的山家派遵守传统观点,而以源青、智圆为代表的山外派则与传统大不同。就以智圆而言,一方面在理论上受到禅宗及儒士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在现实上为了缓和儒释关系,因而在性情论上,一则受李翱影响而偏向强调性"善",另则受宋初儒士的影响而主张"以性制情""以中节情",乃至"乐性情",既有别于智顗与湛然,又不同于李翱。不过,智圆的根本立场仍然是佛教的。     

韩非思想所受道家影响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诸子百家既相互排斥,又互相融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有着明显的道家影响痕迹,主要表现为:君道同体说:“道理”范畴的提出;文化专制说;尚法不尚贤;反对“前识” 的认识说;“誓不两立” 的矛盾说;“无为”     

宋儒的“本之经文”以证经——以胡宏等辨《尚书》经文错简为例

宋儒疑经改经的"通弊"本是由窥求"圣人之意"而来。他们对《康诰》文字错简及到底是成王书还是武王书的论证,态度是严谨的,且具有较充分的理由;而对《尚书》相关篇次顺序的考辨,也是在"穷其理"而认真思考后得出。有无"是理"是宋儒认定典籍是否为圣人所作的基本标准。     

与时俱进与契理契机

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中国佛教之所以能与时俱进,关键是各个时代的高僧大德多能注意契理契机,使佛教在各个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利乐众生。人间佛教继承中国佛教的这一优良传统,当代的法师们在弘法时如果能深入研究众生根性,以适宜的方式进行教化,将会使佛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获得重大发展。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义命合一——兼论船山哲学中“命”的多重含义

命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天人授受之际的那个发生。天之授,命也;人之受,义也。义是命之义,义之所据即在命中;命是义之命,天之授须人之义方成其为命。如此,人非创造命,亦非命的附属品,而是命的生成的必要条件。此之谓"义命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