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动”到“理发”——李退溪的道德哲学方法论

作为朝鲜李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性理学家,李退溪从哲学层面的“理动理尊”推演出伦理层面的“理发”“四端”,把“四端”提高到纯粹性和创源性的高度.对退溪来说理既是道德的基准同时也是原则,更是人超绝的道德能力,而“四端”作为先天而又内在的道德情感,无需外在的牵引,自己便有自我实现的力量.作为彻底的性理学者,退溪主理的道德哲学方法论不仅保持了性善论的儒学传统,也不同于主气论的情境主义,在伦理倾向上表现为坚定的原则主义,在实践上必然诉诸境界说和“对越上帝”的精神支持.     

两宋史事易学的演变与发展特征

援史释《易》成为宋儒解《易》的常用方式,虽然此种注《易》方式并不始于宋代,但大量用史在宋代易学阐释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当与宋代儒学复兴、史学发展以及宋代士人的政治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与南宋的史事易学又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北宋援引史事是出于解说义理的需要,而南宋则用史事解证卦爻辞,直接将《周易》视为一部极具历史借鉴及指导意义的经典。南宋卦卦有史的《周易》阐释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北宋援引史事以证易理的继承与发展。     

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邹守益的心学思想概论

在阳明的众多弟子中,黄宗羲独推邹守益,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而"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明儒学案>上册,334页,中华书局,1985年).为什么能得出这一论断?黄宗羲并没有给出有力的根据,只是概述守益之学得力于敬,言"道器无二,性在气质",反对"裂心体而二之"等等.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黄宗羲没有提到,那就是邹守益深刻地把握了阳明"良知说"的要义,以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维护和发展了阳明的"良知说".     

理念与境遇──论朱熹的伦理思想

由强调理欲之间的对峙及确立理的优先性，朱熹使当然之则的普遍性及其超越感性经验的一面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后者相应地亦意味着道德领域中形式规定的突出。然而，通过仁与理的沟通、情的引入，通过肯定礼仪的节文与人格的统摄之间的统一，以及对“权”与境遇分析的关注；朱熹又确认了道德原则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存在之间的联系，并注意到了道德实践中实质的方面，从而不同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朱熹伦理思想中的多重趋向无疑表现了其体系的复杂性，而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重新思考伦理学中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并对二者作合理的定位，提供了某种理论的资源。     

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以身证道 光耀千秋

《天风》今年第7期发表了李亚丁同工题为“主耶稣的12门徒”一文。内中提到12门徒中,以身殉道者达10人之多。一位同道写信给我说:“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很想不通,为何他们大都遭到这样不良的结局?我想是不荣耀主嘛!为什么主不救他们脱离凶恶、荣神益人呢?”有些传道人,也说有信徒向他们提此问题。     

旧约诗歌的特征与解读方法——以《诗篇》1篇为例

诗歌约占旧约圣经的三分之一.完全不存在诗歌的旧约书卷只有7卷,《诗篇》整部都是诗歌,《约伯记》《雅歌》《耶利米哀歌》《箴言》,还有《传道书》的大部分以及先知书(除《耶利米书》《但以理书》和《约拿书》以外),甚至是历史书的一些段落(参创49;出15;士5;撒下22及其他)均是诗歌体.既然诗歌占了旧约圣经这么多的篇幅,我们...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

本文试图对朱子关于心、性的结构及其关系的学说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按照传统理解,朱子属于理学,阳明属于心学;在理学中心、性是分离的,而在心学中心即是性。这种见解大体不误,能够揭示两派的特点。可是,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朱子哲学为心学,如中国的钱穆先生、美国的狄百瑞     

论《园冶》掇山理水的设计

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创作山水风景式园林。掇山、理水,是《园冶》创造山水风景式园林的重要手段,《园冶》的造园思想也正是通过山石、流泉的经营布局来彰显。掇山、理水之法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境界追求是一致的,它对中国当代园林及景观设计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