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评的回应

徐竹对于笔者的拙著《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的主要批评是,一种试图在唯物论框架中解释规范性问题的理论,自身也很容易反过来成为一种更深刻的规范性理论的被解释对象。对此,笔者的回应是:这种带有布兰登气质的"更深刻的规范性理论"其实反而是错过了"如何从无规范的物质出发说明规范"这一更艰难的理论问题。段伟文对于拙著的主要批评是:一种基于小数据主义的信息技术,是否来得及将人类从大数据的肆虐中解救出来?而笔者的回应是:笔者并不认为小数据主义一定会打败大数据主义,而是说,在不放弃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前提下,小数据主义是解救人类既有文明的唯一技术通道。宗宁对于拙著的主要批评是:如果笔者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逐步军国主义化视为纵向的信息——物质管制结构的强化——的结果的话,那么,笔者又将如何解释丸山真男关于"日本恰恰是因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没有肃清横向的封建结构而走向军国"的论断呢?对此,笔者则试图指出:日本军部对于全日本武力资源的纵向上的垄断,以及对于封建结构下的武力分散结构的破坏,才使得日本国内缺乏足够的纠错力量,无力防止国家陷入军国主义泥潭。     

莫比乌斯综合征的社交障碍：互动主义解释

莫比乌斯综合征患者的面无表情会带来严重的社交障碍。以当代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视角讨论莫比乌斯综合征所面临的社交障碍及原因。从互动主义两种类型假设给予解释：强互动主义和温和互动主义。强互动主义强调身体的动作耦合是与他人连接的关键,患者由于表情和动作障碍导致社会互动障碍。温和互动主义则认为高层次认知过程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表情和动作障碍的缺失,即通过不同的感官通道（听觉、触觉等）从另一种非视觉的身体耦合处理中受益。建议为患者寻找多元化的社交互动模式,有助于莫比乌斯综合征患者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

     

生命发出的光——基督徒在“2·2”特大恶性交通事故中的美好见证北大核心

2月2日下午,天色阴沉,寒风凛冽,一辆从盐城开往响水的中巴车急速向北驰去。16时20分,行至阜宁境内三灶机排站地段,突然车身失控,翻入路边四米深阜坎河中央,整个车子随即闷入水底。车内22人顿时落入黑暗之中,生命危在旦夕。当中巴车翻了两滚入水之后,车内多数人已晕头转向,吓得不知所措,手在茫无头绪地乱抓乱摸,作垂死挣扎。 其中驾驶员夫妇,凭着职业的本能和靠近驾驶门的便利,迅速爬到车外。上岸后,这对今世黑暗之子,肇事的当事人,置车内的20名乘客的性命不顾,竟然昧着良心逃离现场,后经多方追查。     

正确领会晚年恩格斯的历史观——“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质疑

对于晚年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一种解读范式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依次扮演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决定者"的角色。"人自身的生产"决定早期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其"决定者"的身份或地位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取代,发生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其实,晚年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并不认为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每一微观领域、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具体事件都起直接的"决定"作用。但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和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贯穿于原始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     

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与现代启示

当代正义论出现普遍主义进路和特殊主义进路的纷争。我国学界为防范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彰显文化主体性,往往不自觉地青睐于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特殊主义者。沿此逻辑又容易造成对中国既有"义"学思想的特殊主义进路的误读。"义"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和主线。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诠释及其成败得失分析,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正义论建构的方法自觉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语境主义对简单知识问题的解决

为了解决柯亨提到的简单知识问题,知识论者从拒斥闭合论证的单一前提、论证过程的无效性与论证内容的含混性等方面入手来解答,但这又会陷入坚持闭合论证与质疑闭合论证有效性的困境。跳出闭合论证怪圈,从语境主义的语境转换、知识归因的风险效应与凸显效应等角度来解决简单知识问题,或许是更为有效、可行的办法。     

论韦伯的中国研究——以文化论与制度论的统一为视角

韦伯对中国进行过系统研究,在近代西方思想家中殊为难得。其中国研究是在文明比较视野中的理念型探索,根本特点是坚持文化论和制度论的统一,这种视角成为了各大文明比较研究的典范。韦伯从制度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主义特征,但他认为,文化论角度的儒家和道家才是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韦伯的论证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理解系统,但并非无懈可击。今天,从文化论与制度论统一的视角来回顾、反思韦伯的中国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人类主义:人的完善化与非政治化

超人类主义通过新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代表了一种将人完善化的新方案。在理论上,超人类主义往往被解释为启蒙思想的遗产。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到启蒙关于人的完善化的语境,就会发现这种通过新技术完善人的方案的狭隘性。它仅仅将人理解为自然性和生物性的存在,排除了人的完善化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甚至将人变成了技术处理的"材料"。超人类主义对人的完善化,在本质上属于技术控制与主宰自然、否定生命的虚无主义。要摆脱这种虚无主义,我们仍然需要从启蒙对人的完善的理解中借鉴思想资源,将人的完善化理解为一个有厚度的概念。     

罗马教廷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及其特点

本文从抗疫措施、神学阐释、解决方案等方面入手,归纳罗马教廷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并结合当前国际形势进行评述。本文认为,罗马教廷专门成立疫情委员会,并重新诠释天主教教义,为全球提供了以"整体生态学"为核心的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康复方案。本文提出,罗马教廷对新冠疫情的回应有五大特点:一、积极面对现实危机,反对宗教式逃避;二、教义诠释有现代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双重意蕴;三、深刻反思和批判了现行资本主义的弊端;四、思想倾向为普遍性整合共融;五、政治倾向具有明显左翼色彩。     

教义学视域中的罕伯里学派

罕伯里学派传统上被认为只是逊尼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其实是一个涵盖教法、教义、伦理等领域并有思想体系的综合性学派。研究罕伯里学派对我国的中东外交事务和国内宗教治理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学术研究价值亦不容忽视。本文从独特视角呈现罕伯里学派在教义学领域的传统主义立场、代表人物与特色主张,并对其与"凯俩姆"、苏菲主义、瓦哈比运动、当代赛莱菲耶的关系进行新解读,以期推进相关研究,助益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