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论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

多元文化论强调文化因素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它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反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在多元文化论的影响下,跨文化心理学开始摆脱“欧美中心主义”偏见,出现了普遍性研究策略和特殊性研究策略相结合、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相结合的趋向。     

《庄子注》中的"独化"说及其现代意义

郭象《庄子注》认为,万物在"玄冥"之中独化而来,万物既不是由它之前的无产生出来,也不是由另一个有产生出来,万物的产生不依赖于任何它者,它是自身在产生的那一刹那,自身与自身冥合的结果.这一思想对理解宇宙生成论以及宇宙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当代欧陆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物活力”想象及其评析

当代欧陆哲学“新唯物主义”研究起始于对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问题的回应,尤其是主体话语侵占物质空间的问题。对此,“新唯物主义”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卢克莱修-德勒兹的“物质流”理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方法,重新激活了“物活力”的想象,将物本体论推向了理论前台,起到了强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作用。但是,由于刻意忽略了主体的实践和具体的历史,“新唯物主义”过多地接受了物活论中的“存在巨链”“生命冲力”等理论预设,用假想的神圣秩序为“物活力”做担保,因而更接近于诗意的或神秘的“物-力”体悟。“新唯物主义”实是用“非人类物质”的新角度掩饰了物活论传统的旧假设,其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有着理论取向上的根本区别。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拥挤感启动对威胁性表情识别知觉敏感性的影响

为了考察拥挤感启动对威胁性面部表情识别的影响,以28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不同拥挤启动条件下的愤怒-中性和恐惧-中性表情识别任务。信号检测论分析发现,拥挤感启动降低了愤怒表情识别的辨别力,不影响其判断标准,也不影响恐惧表情识别的辨别力和判断标准;主观报告的愤怒表情强度在拥挤感启动条件下显著高于非拥挤条件,恐惧、中性表情强度则不受拥挤感启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拥挤感启动使人们辨别愤怒表情的知觉敏感性下降。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

孔子自道“好学”,又独称颜子“好学”。颜子之学得孔子真传,后世亦多以颜子之学为孔学的门径。从颜子内部视角看,无论是“好学”,“不违如愚”,“闻一知十”,“不迁怒、不贰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乃至“孔颜之乐”,都是对颜子生命状态的现象描述,是颜子好学的自然效验,不是他用功与存心的真实所在。颜子之所以如此,源于自身义理体段之融释,及其与实践生命之统一。这双重的同一性,乃是颜子之学的内在根据,通于孔子“一以贯之”之旨。孔颜由是而学,由是而好学、乐学,以至于“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境。了解颜子“好学”的本质,我们才能真正“学颜子之所学”。     

“即用以求体，致和以致中”——刘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评述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蕺山如此评述是否恰当?本文拟从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批评、阳明工夫论的固有逻辑、蕺山评述背后的价值取向,这三个方面来对此问题做出辨析。     

证明论语义及其意义颗粒度

证明论语义是通过“证明”来解释表达式意义的逻辑语义学,与传统模型论语义在哲学和技术方法上存在诸多不同。它作为一种推理主义意义理论,又与布兰顿等的推理主义存在显著区别。证明论语义以典范证明而非“真”为中心建立有效性等语义概念,从而获得比模型论语义更为细密的意义颗粒度。本文通过阐释证明论语义的哲学背景和意义解释机制,指出其具有过于局限的“字符串式”的意义颗粒度,并证明对其放松会导致它迅速倒向模型论语义的颗粒度,从而说明证明论语义在意义颗粒度方面相对于模型论语义的优势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