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的出勤主义行为：组织管理研究的新课题

出勤主义行为是指在生病时依然坚持工作的行为。工作场所的出勤主义行为不仅危害员工的个人健康，还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支出。近年来，出勤主义行为逐渐引起管理者的重视，并得到越来越多管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总结以往研究，对出勤主义行为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方法进行了概述，从个人因素、工作相关因素、组织层面因素和团队层面因素四个方面探讨了出勤主义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总结了出勤主义行为对个人健康、工作方面和组织层面的影响。最后，对出勤主义行为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台湾的关帝庙

因为关帝本身极具教化意义,所以关帝信仰是台湾百姓最重要的信仰神祗之—。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9年公布的资料,台湾有关帝庙192座。近些年台湾关帝庙有增无减,据台湾有关专家估计,在200座以上应无问题。     

禅宗祖师像的图像模式研究——以禅宗三祖僧璨像为中心

通过对北朝至宋代禅宗三祖僧璨的图像梳理,可知对其形象的表现分为两类,一类为四分之三侧面立像,一类为"禅定僧式"的坐像。前者的代表为河北邯郸水浴寺前壁,僧璨本人督造的供养像;后者的代表为大理国时期张胜温所绘制的《梵像图》局部。僧璨不同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古代对于高僧形象不同的表现方式,其背后的意义也截然不同,前者为开窟造像的供养僧,后者为高僧的纪念性标准像,有被供奉的含义。具体到僧璨本人而言,则是体现了他在历史与文献中的两个不同的身份:一个是活动在北朝、作为社邑民众的教导僧侣;一个是文献追溯、建构出的禅宗三祖。     

礼仪之争及其后果

1　中国礼仪之争 　传教士初来中国,因语言生疏,对“ceus”一词的中文译名,未能确定,采用译音“陡斯”。利玛窦来华后,才开始用天主二字。他研究中国古书,看到中国早已用天与上帝指天地主宰。而改用天和上帝,不用天主二字;但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谓天是苍苍之天,而上帝亦非指天地主宰,利玛窦又采取天主,天,上帝三个名词并用。因此引起传教士对此译名的争论。 崇祯元年（1628）正月为了统一此译名,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阳玛诺、龙华民、金尼阁、高一志、毕方济、郭居静、李玛诺、鲁德昭、费奇规、艾儒略、黎…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内涵——基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标识性概念,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关系紧密。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逻辑,它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紧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体现在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过程中,是一种融合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解决实践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学理上回应了民主与治理,中央与地方,政党、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问题。     

论“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其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话语及其传统的核心范式在于“伦理地思考”,在考察“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必然走向“伦理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其要义包含了三维结构：从“实体性”出发的“伦”意识,“在一起”的“理”智慧,以及居“伦”由“理”的伦理情怀。值此之故,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从“伦”出发而辩证复归于“伦理实体”的精神之旅,成为弥合“分裂的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以“伦理”为标识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形态。     

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百年译介和接受行旅

墨家学说自19世纪被译介到西方以降,其伦理学便备受关注,亦争议不断,百年来墨家伦理学说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异和偏离,在西方先后被阐释为宗教想象、功利主义、后果主义,更是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汉学界两次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跨文化阐释和学术争鸣中,墨家伦理学获得了西方汉学界持续广泛关注,促进了其伦理学经典谱写的生成,也提升了墨家学说乃至先秦哲学在西方哲学话语场的在场性。     

惺惺相惜：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影响

作者考察了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6个实验,作者发现社会身份冲突提升消费者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的偏好,产品的自我验证功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该效应受到购买目的和购买受益人的调节,即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提升作用在购买目的是获取产品的功能价值(而非象征价值)以及消费者为他人(而非自己)购买时减弱。这些研究发现拓展了文化混搭、社会身份冲突和自我验证的相关文献,并为企业如何借助情境因素营销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提供实践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学发展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国际力量深刻调整,为我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因此,梳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差异的核心在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之争。美国视市场经济为价值理性,发展到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坚持发展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市场经济视为工具理性,妥善处理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本文通过中国和西方社会结构对比和历史对比,将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类型,用以分析中美社会。置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学需要回应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具备时代性和国际视野。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值得关注的社会学议题。     

中国式现代化：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不是在世界现代化中构建一种特殊化的中国模式,而是超越世界现代化诸多形态以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世界现代化经历了从西方一元的现代化到发展中国家多元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又要避免陷入现代化的相对主义泥淖,这归根到底是重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问题。本文尝试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经验主义囿限,主张现代化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四个层面的普遍规定：技术和经济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的社会、劳动以及社会管理的精细分工和权力职能系统;以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作为现代化核心的人的现代化。对现代化普遍本质的构建具有规范性意义,既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也是一种理想建构。它贯穿着辩证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理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在于构建和创造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破解了现代化理解的“历史”与“地理”的还原论,对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对现代化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的重构,破解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