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测量：从累积式模型到展开式模型

当前大多数人格测量都采用的是累积式反应模型方法,该模型假设被试在测验上的得分随其能力或特质提高而增加,但是随着人格测量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模型的实施效果遭到了质疑,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展开式模型,该模型认为被试的反应取决于被试能力和项目阈值的匹配程度,当被试能力与项目阈值完全匹配时,被试做出肯定回答的概率达到最高点,称之为“理想点”,展开式模型的目的就是找到被试的理想点,从而寻找其真正的态度强度或人格特质水平。GGUM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展开式模型,已经开始应用于人格测量的各个领域,但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试测,在评估和预测效度方面积累经验,建立业界认可的心理测量学标准,不断探讨和开发相应的心理测量理论和简便易行的统计程序。     

《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丹法内容浅述

《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三卷,题正阳真人钟离权云房著、纯阳真人吕岩洞宾传,乃道教钟吕金丹派的重要经典。此经书之年代,当出于唐末、五代,如其卷上《道要》说:"花残叶落深秋,杨妃懒上危楼",①"杨妃"意似指唐玄宗之宠妃杨玉环,如果是这样,则此书当成书于唐     

记忆源检测的加工分离

同一个记忆源检测任务是否可以依赖两种不同的加工——无意识启发式加工和有意识系统式加工,是源检测加工机制研究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研究拟借助加工分离程序来分离同一个源检测任务中的启发式和系统式加工,并进一步考察了启发式和系统式加工受刺激呈现时间的影响。结果发现:位置源检测任务依赖于启发式和系统式两种加工,且随着刺激呈现时间的增长,系统式加工的贡献显著地提高,启发式加工的贡献却无显著提升。这一结果既验证了记忆源检测的双加工机制,也暗示了两种加工在加工深度上的差异。     

长者为本的融入式环境体验社区护理系统设计初探

文章从融入式环境体验设计的观点入手,以系统的角度对社区护理进行分析、重组、再设计,融入多元化设计思想,整合社区优势资源,旨在探讨建立符合老年人生理与心理需求的社区护理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护理服务对老年人的有效性,为未来的社区护理系统的构建提供参考.     

第七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与西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0月14-15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8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收到论文、报告近60篇。1.因明教学与研究概况     

法身涵世界 舍利放光明

历史上,佛陀造像出现之前,很早就有佛教僧团供奉佛舍利的传统。在我们熟悉的佛教寺院建筑出现之前,很早就有保存佛舍利的佛塔出现。本届论坛举行的佛顶骨舍利供奉与瞻礼仪式,使我     

正当性与合法性

证成国家即确立国家的正当性,就是要表明至少存在着道德上可接受的国家或者从明智角度而言可取的国家。国家的合法性指国家所持有的一套针对其具体公民的复合道德权利,这种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不同于非常成问题的韦伯式合法性概念。评价国家的洛克式进路严格区分了国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将二者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认为这两种评价都很重要。相反,康德式进路则用同样的论证来支持国家的正当性与国家的合法性,它根据人们所应该选择的东西而非人们的实际选择来评价制度,是一种非个人性的评价方式。康德主义者对自愿主义的忠诚是半心半意的,他们试图把对国家的一般性评价作为唯一的制度评价范畴。所有现存国家都是不合法的,但国家却有可能是正当的。国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同于国家具体行为的正当性,现存国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意味着公民对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学发展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国际力量深刻调整，为我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因此，梳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差异的核心在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之争。美国视市场经济为价值理性，发展到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坚持发展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市场经济视为工具理性，妥善处理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本文通过中国和西方社会结构对比和历史对比，将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类型，用以分析中美社会。置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学需要回应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具备时代性和国际视野。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值得关注的社会学议题。     

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追思戴维森

一当8月30日晚获悉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教授在当天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的心情的确可以用“十分震惊”来形容。这一是因为,大约就在一个多月前(7月17日)我和他在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办公室讨论哲学问题时,戴维森教授不仅身体看来很健康,而且精神矍铄;虽已86岁高龄,但仍思维敏捷。的确,我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