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麻醉后监测治疗室的伦理思考

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ost-anesthesia care unit,PACU)中医学高新技术设备对确保手术后患者的安全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PACU中也产生许多危机与伦理冲突.为了PACU的良性发展,我们认为如下伦理准则必须遵循:科学认定准则、最佳选择准则、精益求精准则、无伤准则、患者自主准则.     

帕罗西汀配合心理干预对术后焦虑情绪的影响

研究帕罗西汀配合心理干预对术后焦虑情绪的影响.90例手术患者随机分为三组:A组术后常规治疗,B组常规治疗+帕罗西汀,C组常规治疗+帕罗西汀+心理干预.1周末B、C两组SAS和HAMA得分显著下降(P<0.01),HAMA得分比较差异显著(P<0.01),与A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2周末A组HAMA评分显著改善(P<0.01).帕罗西汀配合心理干预对术后焦虑情绪有显著而快速的影响.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

儒学之所以在现代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 ,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 ,而是因为它遭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既然现代民众如此从情感上拒斥儒学 ,则儒学要发挥现代作用、实现现代意义 ,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化为现代民众的观念 ,变成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为此 ,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儒学欲实现世俗化 ,就不能如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 ,从超越的层面抉发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 ,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 ,重新发扬原始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传统 ,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 ,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 ,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 ,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大学生群体中价值观、感知环境质量与环境意识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利用一项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数据,探讨了价值观、感知环境质量和环境意识之间关系,并对英格尔哈特的“客观问题和主观价值”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基本支持该假设,后物质主义者比物质主义者的环境意识更强,感知环境质量差者比感知环境质量好者的环境意识更强。此外,研究还发现,感知环境质量比价值观对大学生的环境意识作用更强;感知中国环境质量比感知家乡环境质量对大学生的环境意识作用更强。     

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北大核心

宋代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佛教采取“主动适应”的策略,积极融入社会,将主体思想儒学化,义理趋向简易化、平民化,佛事活动趋向民俗化,由此完成了佛教中国化在实践上的转型。这一转型与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对此加以简要梳理。     

早期儒家乐教传统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的乐教传统源出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文明,并非自儒家而始。礼乐之治下的乐教形态,以厚人伦美风俗为教化手段,而以善治作为基本的政治目标。相应地,其间的道德观念也还处在政治话语的笼罩之下。这一乐教传统发展到孔子这里,开始演化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新面向:在重视乐教政治功能(移风易俗)的同时,孔子开始深入到个体的层面沉思乐之于生命完满的价值(成于乐)。委实,儒家之前的知识阶层对乐之于个体生命的修养价值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论探讨,不过这些讨论还停留在养生的层面,大致未脱卫生之术的范围。早期儒家则一改养生的话头,转而以养德作为中心的关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乐成德的修养论,而大成于荀子和《礼记》。这一乐本修养论(music-based cultivation)以自然情感治理为内容,试图通过性情训练为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主体保证。在早期儒学的脉络中,这一修养论的哲学基础可以通过《中庸》的中和观念得到合理的解释。最后,在一个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人文性的乐本教养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归,对于我们追寻好的生活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