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名析理: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如果从"辩名析理"角度看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其所辩之"名"包括:集百家之言提供"辩名"的基础;在文本里开展田野工作,寻求《墨辩》逻辑学之意义。其所析之"理",引入两个"新学",即西方逻辑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西方逻辑框架下的墨家逻辑和先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两点是建国17年研究中国逻辑史学者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逻辑观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决条件。     

晋东城市型历史文化名村的空间形态策略研究——以山西大阳泉古村为例

历史文化名村是融合地域特征、历史价值、民族特色和乡土文化的传统村落,是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物质和精神资源。见证晋东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山西省阳泉市大阳泉古村,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被城市包围,成为“城中村”。以旅游促发展为其既定发展战略,却未能形成理想的局面,保护和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运用空间句法,通过轴线分析、凸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大阳泉古村的功能布局、空间结构等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空间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大阳泉古村新旧建筑交汇区的公共性、空间渗透性较强;大阳泉街北侧垂直街巷轴线性不明确,通透性较差;传统院落空间主体公共性弱,可达性较差。据此提出解决策略,为推动大阳泉古村旅游发展做出探索。     

神格的复合与重构——西藏阿里札达东嘎2号窟壁画法界语自在文殊像的图像学解析北大核心SSCI

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代表性视觉艺术遗存,约12世纪凿建的东嘎2号窟窟内绘塑与建筑空间共同营造出庞大的神系,其窟顶壁画设计为立体的法界语自在曼荼罗,主尊文殊形象(部分残毁)与目前进入学术视野的文本描述以及大多数存世图像有所不同。本文尝试指出并阐释该形象的特异之处,揭示此多面多臂化身形象的复合神格,丰富对于文殊菩萨图像志的认识,从而有助于理解特定时代佛教的发展、西藏跨文化交流交往中的包融与创造。     

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对历代清规的继承与发展及其现代启示

清规是中国禅宗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僧众日常行事的规章,是唐代中期以来禅宗丛林创行的僧制。中国佛教从东晋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以后,就有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的措施,例如,支遁创立“众僧集仪度”,慧远创立“法社节度”。唐代中期,禅宗盛行,百丈怀海于唐元和九年(814)创立禅居制度,成为新的丛林规制,世称“百丈清规”.     

佛典汉文翻译

自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安世高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起,至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朝廷解散翻经院,大规模的佛典汉译持续了近九百年,其间经历了大约四个时期:一、东汉至西晋,为初译期。译典原本以“胡本”为多,译者多为西域僧人,故为西域僧主译期。二、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为兴盛期。译典原本多为“梵本”,也有少量“胡本”,译者梵、胡、汉僧及中国文人皆有,故为中外共译期。     

再谈后周世宗的佛教整顿

周世宗的佛教整顿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三武灭佛不同,周世宗无意灭佛,其整顿主要受到唐五代打击民间寺院政策的影响,重在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就整顿措施的实施情况而言,有敕额寺院基本得以保留,无敕额寺院也并非一概废毁,如果建置年深并得到地方长官支持也可能存留。此次整顿沙汰僧尼达半数,废寺三万余所,但不少寺院当毁未毁。周世宗的佛教政策在宋初得到继承,并推广全国,由此确立了政府对境内佛教的完全控制。     

恒实法师 中国佛教的西方传人

恒实法师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洋和尚。他弹着吉他、唱着民谣的弘法方式给古老的中国佛教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采访者还在为自己蹩脚的英语忐忑不安的时候,恒实法师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起了他学佛的心路历程,讲到了他的中国情怀。高鼻梁、蓝眼睛只是     

羊年赏羊联

2015年为农历乙未年,生肖排列属羊。在我国浩瀚的联海中,有不少嵌有"羊"字的妙联,妙趣横生,别有情趣。饮食便宜,任随你划拳打马;银钱各照,谨防他顺手牵羊。这是旧时四川某地一饭馆的对联。此联既是商业性的广告,又是提高警惕的告白,简单明了,合情合理。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足,咩咩咩;水牛下水,水淹水牛鼻,哞哞     

僧品高韬 垂范千秋——一代高僧惟贤长老世纪人生随想

他的身躯显得是那样的柔弱,但他的意志却格外的坚毅;他的生平已然是如此的坎坷,但他的心态又特别的淡泊。惟贤长老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辉煌与坎坷后,平静地离开了他牵挂终生的有情众生,安详地告别了他感恩不尽的依止器界,于2013年2月2日舍报西归。这位汉藏教理院的高材生,这位用其生命的全部热忱和睿智矗立的人天导师,在精进修学、慈悲济世、谆谆教诲众生90余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慧命划下了铿锵坚毅的惊叹号。他的     

禅宗祖师像的图像模式研究——以禅宗三祖僧璨像为中心

通过对北朝至宋代禅宗三祖僧璨的图像梳理,可知对其形象的表现分为两类,一类为四分之三侧面立像,一类为"禅定僧式"的坐像。前者的代表为河北邯郸水浴寺前壁,僧璨本人督造的供养像;后者的代表为大理国时期张胜温所绘制的《梵像图》局部。僧璨不同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古代对于高僧形象不同的表现方式,其背后的意义也截然不同,前者为开窟造像的供养僧,后者为高僧的纪念性标准像,有被供奉的含义。具体到僧璨本人而言,则是体现了他在历史与文献中的两个不同的身份:一个是活动在北朝、作为社邑民众的教导僧侣;一个是文献追溯、建构出的禅宗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