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可控?以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以往研究表明共情的特点包括自动化与情境依赖性。但是, 有关共情的理论模型与潜在神经机制仍存有争议。为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 研究重点从共情的结构和功能角度逐渐向塑造和调节共情发展。近年来, 有研究者提出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与共情调节有关, 特别是共情的目标表征形式, 以及目标的价值权衡。因此, 考虑到共情的目标导向性对于共情的内部构建与外部表现形式的影响, 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从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年龄差异:共情关怀和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效应

全球老龄化浪潮正在来临,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年龄差异受到广泛关注。基于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集,运用39887个全球成年样本对全球人口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年龄差异进行检验,并探究年龄通过共情关怀和人际信任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全球范围内,年龄显著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倾向,共情关怀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人际信任在年龄和亲社会行为倾向之间起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考察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年龄差异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共情与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关系：来自ERP的证据

音乐情绪识别能力是利用音乐开展情绪调节的基本条件。传统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国民族音乐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在情绪调节和音乐治疗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是研究音乐情绪识别的有效音乐刺激。本研究采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 通过人际反应指针问卷筛选出高、低共情组被试各36人参加脑电实验, 考察共情能力对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影响。脑电数据显示, 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内隐识别时, 将宫调和羽调音乐作为启动刺激, 诱发了中期的P2、N400以及晚期正成分LPC (Late Positive Component)。低共情组P2和N400成分的波幅大于高共情组, 高共情组LPC成分的波幅大于低共情组。本研究第一次从电生理层面考察了不同共情能力的个体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时的神经反应差异。高低共情组在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不同阶段的注意投入可能影响了其对音乐刺激的感受, 进而影响音乐情绪识别。     

先秦儒家人性论谱系的历史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学界一般将先秦儒家人性论划分为性善论与性恶论,许多学者也将孔子人性论归为性善论。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出土,不但打开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维度,也使得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一种重要形态,即孔孟之间的情性论浮出水面。性情论是七十子及后学所建构的人性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人性论。性情论由发挥孔子性情思想而来,又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性情论开始探索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演变,将会重构原始儒家人性论的发展谱系。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礼”与“情”的紧张及其解决 ——从《论语·宰我问章》说起

孔子道德哲学中一直存在"礼"与"情"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在《论语·宰我问章》中有直接的体现。"礼"代表具有普遍性要求的道德规范,而"情"则具有个体殊异性,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紧张成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重大课题。孟子试图通过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将个人的情、性与道德规范的价值根源都追溯至上天的途径来解决;荀子则承认二者之间的冲突,并提出用"化性起伪"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刘敞“复静”论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复静"是刘敞经学哲学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静是对性之本然状态的陈述,复静是刘敞反本、复性思想的进一步表达。在性情使役关系中,刘敞判定情恶的根源在于情之不使,而情本身是正的;刘敞以"得一"解释"复静",强调性静使役地位的重要性;而以仁心解释复静,既有心统性情的思想表达,也同时赋予了仁新的意义。刘敞复静说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但其对宋明理学兴起的推动作用与其自身的经学哲学地位仍需要给予肯定。     

共情的性别差异

共情指的是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的倾向,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成分。共情在学前阶段没有性别差异。进入中小学阶段以后, 共情出现了性别差异。一方面, 共情的性别差异与个体自身的生理成熟有关。随着年龄增长, 两性逐渐趋向生理成熟, 荷尔蒙分泌增加并出现差异, 其中催产素有助于情绪共情, 睾丸酮则与认知共情有负相关, 两性的共情水平也因此有了显著差异。另一方面, 共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性别角色倾向有关。女性的性别角色以关注他人为导向, 与共情有直接相关, 男性的性别角色以关注公平公正为导向, 与共情没有相关。当两性习得各自的性别角色以后, 他们的共情表现就出现了差异, 这一差异在情绪共情方面较为突出。有关共情性别差异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仍然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 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视角上注重从年龄、性别和文化交互作用的角度进行考察, 在理论上考虑从能力和倾向性的维度区分共情, 在内容上丰富对影响性别差异的各项因素的研究。     

简单情绪感染及其研究困境

个体之间实现情绪聚合的过程称为情绪感染。其中通过自动同步模仿他人表情、言语、姿势和行为并实现情绪聚合的无意识倾向称为简单情绪感染。近年来简单情绪感染的发生机制得到了大量行为实验和脑科学研究的支持。然而由于其“无意识”、“同步”、“自动”发生的特点, 以及研究者长久的争论与界定不清, 使得该领域研究面临不少困境。为了厘清这些困境, 在梳理有关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了简单情绪感染的社会影响因素, 分析了简单情绪感染在概念界定、测量方式、依赖线索等方面的问题, 并尝试给出可行性建议。今后研究应当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及范式展开, 并结合新近研究成果对简单情绪感染的机制理论进行更新。     

道德决策的机制及干预研究: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的作用

现有的道德决策脑机制研究更多地关注了认知和情绪的交互作用,较少关注个体对"自我相关性"和"风险水平"信息的整合加工,更是忽视了帮助情境和伤害情境下道德决策的心理与脑机制的异同。因此,有必要通过行为、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多模态脑功能成像(f MRI)等多种方法来系统考察帮助和伤害情境下自我相关性和风险水平交互影响道德决策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共情训练对道德决策的干预作用。旨在揭示道德决策的时间进程和神经基础;探寻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情境和共情水平下可能存在的变异;共情训练能否有效提升个体的道德决策水平。     

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共情研究热点

共情是指个体对他人情绪和想法的感受及理解。近年来关于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多集中在情感共情、认知共情、生理性疼痛共情等方面,而对社会痛共情、积极共情和不对称共情反应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由于研究范式及个体差异等原因,研究结果之间也充满着争议。未来研究可以设计更具生态效度的共情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从神经机制角度探讨不同共情能力个体的特点及共情反应的调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