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撄宁先生治学精神

陈撄宁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仙道之学,融会贯通,创卓然一家“新仙学”,是近代著名道教学者。他致力于道教事业,培育道教人才,也是深得众望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关于道家、神仙家、道教以及其他宗派的理论和功法,先生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他潜心研究静功修持,归结为由后天神气合一,返还先天性命,再由先天之性命合一,归本于清静自然。他许多著作、注释和书信留下丰硕的研究成果,给道教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我同陈先生相处是在六十年代他主持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工作这一段时间,对他既严谨又创新的治学精神,十分钦佩,铭记心中。     

浅析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产生的渊源

文殊菩萨是大乘佛教中的首席菩萨,主司智慧。自文殊信仰伴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文殊造像在中国产生并经历了一段旺盛的成长时期,到晚唐至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殊造像组合形式——新样文殊。对新样文殊的判断标准和产生渊源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新样文殊的粉本应始于敦煌本地,故其产生渊源依旧是敦煌旧样文殊变中形象的转化。     

试谈道教对福建文化的影响

道教在福建的久盛不衰,对福建文化(特别民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产生了一大批道家金石和书籍,进一步丰富了福建地方文化史料和道家经文典籍。特别一些铭文对深入研究道家在福建的活动及整个福建文化史,有着重要作用。以武夷山的道观为例。     

令人敬仰的马坚教授

马坚教授归真已十周年,他那认真治学的精神,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听说中国穆斯林中有一位曾经留学埃及的学者马坚先生,从我心底里萌生了向马先生学习的志愿。     

道德判断中的框架效应:一个新的视角

道德领域亦存在框架效应,但有关这类偏差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研究以600名大学生为对象,以亚洲疾病和工厂风波两类经典情境为实验情境,设置正面和负面两类属性框架,以研究道德判断的框架效应。结果发现,在面临道德判断情境时,在正面框架下被试倾向于选择确定性方案,而在负面框架下被试倾向于选择风险性方案; 在正面框架下被试倾向于评价风险性方案更违背道德,在负面框架下则认为确定性方案更违背道德; 被试对情境中人物选择确定性或风险性方案道德之可谴责性评价与确定性或风险性方案本身之道德违背性评价的判断并不一致:在正面框架下,若情境中人物选择风险性方案,被试认为其行为更应受到谴责; 但在负面框架下,被试对情境中人物选择确定性方案和风险性方案在道德上应受谴责性的评价并无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道德判断框架效应存在性别差异,负面框架下女生更为风险寻求。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 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7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进化与伦理中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一、背景与问题近年来,进化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菲茨帕特里克(William J.FitzPatrick)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给出了进化伦理学的三种主要进路:描述式进化伦理学:诉诸进化论来科学说明人类的特定能力、倾向     

社会判断偏差的分化研究：人物因素的影响

实验采用投射的方法,利用图片和问题材料,考察了128名本科生对物、事、人的社会判断偏差的分化现象。实验结果表明：1）社会判断内在的宽大效应存在局限性,它是有条件限制的,受到所介入的人物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分化现象;2）对物与事的评价中,突出了对性别判断标准的差异;3）在社会人的对比中,容貌、性别、背景在对同一事件的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社会判断出现偏差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