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慎到法思想中的道德因素

慎到法思想中对"公"的追求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相类似。他认为道德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冲突,如果违反了道德,成文法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即恶法非法。从肯定道德的角度分析,慎到认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的实质应该是现实法律虽然与道德相违背和对立,但是也比无法可依的状态要好,也就是不善之法即"恶法犹愈于无法"。虽然是恶法,但因其也是"法",不能因为其不符合道德就否定其有效性,这与其所展现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道德的自然法倾向并不矛盾,他是为了确立法律的至上性。另一方面慎到认为法律制度的建构应以自为之心作为其人性论基础,将制度建构在美好道德之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未彻底否定道德的价值,但认为法律同道德相比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这其实也是对道德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他认为如果二者冲突,法律要高于道德,道德让位于法律。慎到法思想为我们今日制定法律时应如何更好地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避免步入泛道德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错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荀子“法后王”及其儒学史意义

孔子与孟子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的思考,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青少年的同伴依恋与其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青少年期同伴群体的支持逐渐超过了父母的影响.青少年期同伴依恋在青少年认知、情感、人格以及行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拥有亲密的同伴关系的青少年出现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更小,并拥有更健康的青少年期适应能力.该研究采用同伴依恋量表、互联网服务使用状况量表以及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对405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探讨青少年同伴依恋与其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1)同伴信任与社交和娱乐服务的使用偏好呈负相关,尽管都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 (2)同伴沟通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对信息、娱乐和社交服务的使用偏好,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娱乐服务使用偏好间接预测PIU; (3)青少年与同伴的疏离程度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对社交服务的使用偏好,也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IU.     

儿童假装游戏中假想角色现象初探

通过对145名4~5岁儿童进行结构式访谈,调查幼儿假装游戏中假想角色现象的概况,包括假想同伴和角色扮演现象。结果如下:42.7%的儿童有假想同伴,绝大多数是玩具形式,女孩更多有假想同伴;男孩倾向于选择动物类型的假想同伴,而女孩倾向于人物类型;假想同伴绝大多为同性别并且比自己年龄小。44.8%的儿童有角色扮演活动,其中男孩倾向于装扮动画中的英雄人物,女孩倾向于装扮现实人物。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与其同伴关系、学业成绩的关系

采用整群取样法, 选取387名小学儿童, 采用问卷法、同伴提名法和成绩评定, 考察了其社会创造性与其同伴关系、学业成绩的关系。结果表明:(1)小学儿童的社会创造性与学业成绩、社会喜好、社会影响, 学业成绩与社会喜好均呈显著正相关;(2)社会喜好在社会创造性与学业成绩之间、学业成绩在社会创造性与社会喜好之间、社会创造性在社会喜好与学业成绩之间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社会影响在社会创造性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迫选规则体验法: 检验规范性和描述性风险决策理论的新尝试

为寻求检验规范性和描述性风险决策理论的通用标准, 本研究以期望价值理论和齐当别抉择模型为例, 探讨了“迫选规则体验法”的适用性。被试为120名大学生, 实验任务为要求被试分别完成自主决策(采用未知规则: 真规则)和规则迫选决策(遵循给定规则: 假规则)任务, 并对决策后的情感和认可程度进行评定。研究发现: (1) 被试在自主决策条件下比在规则迫选条件下体验到的正性情感程度更强, 负性情感的程度更弱; (2) 被试在自主决策与规则迫选决策两种条件下做出的相同决策越多, 该被试对迫选规则更加认可并体验到的正性情感程度越强, 负性情感的程度越弱; (3) 与期望价值理论相比, 齐当别抉择模型可能符合更多决策者的实际决策规则。这些结果表明, 作为检验规范性和描述性风险决策理论的新尝试, 迫选规则体验法可能更有助于回答“决策者实际采用的决策规则是什么”的问题。     

童年中期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的情绪适应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2603名小学儿童（平均年龄9.05 ± 0.53岁）作为被试,考察童年中期同伴侵害现象的基本特点,以及同伴侵害与情绪适应（孤独感、社交焦虑和抑郁）的关系。结果发现：（1）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的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与身体侵害相比,关系侵害的性别差异程度较小。在同伴侵害的类型特点方面,儿童遭受身体侵害的水平显著高于关系侵害。（2）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的各情绪适应指标显著正相关,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能同时预测儿童的情绪适应不良;并且与身体侵害相比,关系侵害对情绪适应的影响更大。（3）身体侵害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表现出性别差异,即身体侵害能预测女生的社交焦虑,而对男生的社交焦虑不存在预测作用;但同伴侵害与孤独感、抑郁的关系不受性别的调节。总体而言,有同伴侵害经历的男生和女生具有相似的情绪适应问题。     

道教法术“家书式”考

道教法术与民间术数有着紧密的联系。道法渊源于民间术数,是民间术数的精致化、系统化。而在民间法术走向精致化、系统化的过程中,戒律传授与经篆传授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法术的实践中,民间的法师往往无篆可授,行法而不受篆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民众的实际宗教需要中,“法”比“篆”更为重要,     

论"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诸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义利之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义"的确立来设定个体利益获得方式的评价标准."义"是社会交往的抽象原则,而"礼"则是"义"的具体化."礼"是通过"分"来实现的.将"礼"的规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传统社会中,"礼"相对于"法"来说具有指导性地位."礼"与"法"实质上是对"利"的一种调整机制."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表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发生研究

Karmiloff-Smith的表征重述理论认为表征重述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并且表征变化的过程包括程序、元程序和概念化三个阶段。采用微观发生法（包括前测、练习和迁移3个阶段,共8个期间）,以数字分解组合任务为研究材料,探讨了120名小学一、二年级儿童问题解决中的表征变化及所受年龄和练习模式等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前测中存在发展性差异,即二年级儿童达到概念化阶段的人数显著多于一年级儿童,但前测处于程序阶段的儿童接受5次解题练习过程中以及在近迁移题目上都没有表现出年级差异,而在远迁移题目上二年级儿童的完成情况好于一年级儿童。练习模式对表征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变化的路线看,与简单模式相比,复杂模式更能促进儿童的表征发生变化,而且这时儿童表征变化的路线更丰富,表征变化发生循环的人数比例也更高。（2）从变化的速度看,复杂模式下儿童在插入难题的两次练习期间表征变化比较迅速,其余期间变化较小;简单模式下儿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练习期间表征变化比较迅速,随后变化比较平稳。（3）从变化的广度看,练习中所获表征能力（在最后三次练习中达到元程序或概念化阶段）的推广,无论是在近迁移题还是远迁移题上两种练习模式之下的被试没有明显差异;但两组被试在近迁移题上的表现均好于远迁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