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气、心看扬雄的性善恶混论

本文认为应从宇宙本体论的视域理解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玄"遵循异质相生的原理生成万物,性善恶混就是"玄"成物之理贯注于人性的结果。"玄"措摛阴阳之气而生发万物,抟聚于人则表现为神明之气与阴阳之气的并用而为功。扬雄论心,兼具知行的能力,在修养工夫上,既强调养心的纯正刚毅,又注重耳目感官的合理之欲,这正是"玄"成物之理在修养论上的体现。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正>一、"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早已具有"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思辨地把共产主义     

梅洛-庞蒂:自然反思的两间性——兼谈ambigu(i)té的汉译名

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史上,自然的研究一直被本体论的二元性——即知性的透明性与不可还原的事实性的并置所困扰.梅洛-庞蒂对自然的反思正是从批判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开始的.在他对自然的追同中,他以人的身体为根据揭示了身体与世界、人性与动物性在整全性意义上的相互包含,并从发生性维度阐明了反思在身体上的涌现.这间接地为我们确立了自然存在的两间性,并最终致力于对传统二元本体论的突破.     

过度医疗中的信任与可信任性

综合了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对过度医疗的研究,从医患双方各自的资源、权力和利益等角度出发,认为在过度医疗中,医患双方在信任和可信任性上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即患者对医生有较高的不信任性,医生容易同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的患者发展出良好的信任-可信任性.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春秋繁露》人性论与先秦性情思想

董仲舒人性论中性善情恶(性阳情阴)思想是在先秦诸子的性情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建立在先秦天命至人性疏离分化的基础上,由心性两分进而性情两分,最终引入阴阳观念,而导致性善情恶理论的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只是叙述、逻辑上的过程,并非完全是历史的、时间性的过程,在先秦人性思想演进过程中,上述分化、演变往往同时、乃至在同一文本内部交错进行,并因思想派别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心性、性情的分疏离合过程其本质则是人的自然之性与哲命、义理之性的分疏离合之过程。     

学科性与超学科性:哲学的二重品格

一就其本来形态而言,哲学具有不同于特定学科的特点。如所周知,作为智慧的探求,哲学有别于多样的、分化的知识形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曾被视为科学之母,欧洲中世纪便往往把科学归为哲学的分支,并称其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直到20世纪,爱因斯坦依然认为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1]以哲学为"全部科学研究之母"是否确切,诚然可以进一步讨     

中世纪理智之争的根源及其内容

中世纪因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而引发的阿奎那与阿维洛伊主义者之间的理智之争,是西方神学与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一争论的根源,虽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对理智性质的歧义性解释,但终极根源则是由于阿那克萨戈拉所设定的"理智"范畴与古希腊传统"灵魂"观念构成的张力所致。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理智的性质之争,关于理智和灵魂的关系之争,亦或"理智"究竟是作为身体形式的     

温家宝总理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

温家宝说,今后我们要更加注重改善藏族同胞的生活,更加注重保护西藏和其他地方藏区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更加注重保护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努力使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从生命的三维性看道教的幸福观

幸福是什么?不论是强调外在的富足,还是突出内在的自足,归根究底是对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生命品质的肯定。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生命的三维性来完整地把握和理解幸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