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道德式领导和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

采用配对问卷调查法, 以150位管理者和464位下属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指向和人际指向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道德式领导和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其中的作用。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道德式领导在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与下属公民行为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道德式领导与公民行为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表现为道德式领导对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对高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来说更明显。文章揭示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的影响效果、内在机制和作用条件, 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领导有效性研究的特质-行为整合视角模型。     

建言行为的认知影响因素、理论基础及发生机制

目前关于建言行为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发生的前因变量, 而探讨其认知发生机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建言行为不论是在行为触发机制、过程决策机制还是建议表达机制等三个方面均与个体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通过梳理影响员工建言行为发生的认知因素, 该文提出员工建言行为认知发生机制全模型,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论和谐社会的公民德性——兼论公民德性教育的理念与应有

共同体的美好是以相关的公民德性之存在为条件.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公民具有正义的德性.和谐社会公民的德性包括恪尽职守、平等、守法、诚信、友爱等道德品质.致力于公民德性的教育,应当是以社会正义而非社会成就为旨归;应当着力关注人的德性的发展;应当使学校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     

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建构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腐败的易发期和高发期,构建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有效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是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及其变化趋势,今后一个时期预防腐败制度建设需要有新思路,重点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中的设计环节、执行环节和监督环节,在治"本"、治"软"和治"松"上下功夫、花力气.而且还要有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新对策,围绕权力配置不合理且缺乏必要监督、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尚不完善等状况,加强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养成训练:未成年公民品德塑造的新路径

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教育轻行为训练是青少年道德建设成效不高的重要原因,而养成训练则被证明是未成年公民道德素质生成的有效路径.这是由品德生成的客观规律、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体验教育、实践育人的任务决定的.要切实提高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实际效果,德目指标应易记易循,行为准则须明确具体;活动方案设计应贴紧未成年人实际,训练活动要注重可操作性,强化情感体验环节,抓好"小处"、"小事",注意训练活动的持续性和家校(园)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巩固养成成果.实践证明,从基本道德行为习惯养成训练入手正是促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公民责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加强公民责任建设。公民责任指公民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规范预期的职责。社会契约(平等)原则、自由(权利)原则、社会正义原则构成公民责任的逻辑基础。公民责任表现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参与责任四种形式。要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为公民责任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社会化,增强公民对社会制度的普遍认同;积极创造条件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培养公民的责任能力。     

当代公民婚姻道德观状况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的调查

基于实证研究,当下婚姻道德观的文明程度在不断提升,爱情动因既功利又超功利.爱情的存在只是婚姻满意的前提,夫妻经济地位的平等和物质生活务件的逐步改善才是婚姻持续幸福的保障.爱情和道德责任相互结合是确保婚姻美满的两大支柱.对婚外情宽容而不纵容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辩证思维.     

21世纪中国公民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两岸四地公民教育研讨会"综述

在华人社区推广公民教育的机遇与挑战是21世纪中国公民教育的重大课题.两岸四地的学者和参会人员在公民教育的基本问题、合格公民的培育、公民教育的途径、公民教育的课程设计、公民教育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     

我看“以崇尚科学为荣”

正在社会上广泛学习与传播的“八荣八耻”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政协会议上发言时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我认为提出这些荣辱观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尤其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在当今紧迫需要。“以崇尚科学为荣”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而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