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与教学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与教师教学效能感问卷,对广州市的205名初中教师进行了研究,以探讨学校等级、性别、职称、学历、教龄等背景变量对初中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教学效能感的影响,以及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与教师教学效能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教学效能感在学校等级和职称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与教师教学效能感之间存在着显著性相关,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中的认同组织和良心行为因子是教师教学效能感的有效预测变量。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几个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公民身份的确认。公民道德主要涉及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内容就是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自律。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最深层依据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如果不从这个高度来分析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客观依据,就有可能把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传统道德说教,或者把当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已往的道德批判。     

公民资格论——政府公共性视界中的公民公共感能力探究

政府公共性意义上的公民,分享着两项公共权利,承担着两项公共义务。他们不仅能够感知和理解公共权利和公共义务,而且具有把它们化为现实的公共感能力。用公共感能力确定公民的资格,为公民的概念提供了规范的标准,从而与国籍描述的公民资格区分开来,把公民定义为与市民不同的公共角色。公民作为公共的角色,应该积极地从正反两面培养自己的公共感能力,不断创造自己作为公民的价值。     

心理契约破坏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同事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同事支持感（perceived coworker support）在心理契约破坏和组织公民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同事支持感会削弱心理契约破坏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的强度,即当个体感知到较高程度的同事支持,虽然个体感受到心理契约被破坏,也会维持较高程度的组织公民行为。     

论国法与教法的关系——学习“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圣训的体会

国家的法律与教会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体,国家的法律是社会法,是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纪律。它是反映人们意识的、经立法机关通过的、由国家强制机关保障实施的法律。国家的法律要求每一个公民必须遵守。教会法是为了维护传播基督福音和救世工程,围绕教会的圣事活动,用来规范礼仪生活。     

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的互动关系：一个基于情绪与认知整合框架的阐释

传统观点认为, 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是同一连续体的对立两级或者负相关的独立二维结构。但近期研究表明, 这二者关系并非那样简单, 在特定情境下它们也许存在一种适度的正相关性。首先, 回顾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以及这二者关系的认知演变; 然后, 基于情绪与认知整合框架, 采用资源守恒理论和道德平衡理论探讨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的互动关系; 最后, 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如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二者互动关系的边界机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验证这二者之间互动关系、基于潜增长模型探讨这二者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深入探讨这二者互动关系的管理实践策略。     

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对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员工崇敬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工作场所中具体积极情绪的理论模型和内隐领导理论, 探究了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 具体是检验了崇敬感的中介作用和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研究(193份上下级配对数据)和两个情境实验获得的实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伦理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员工的崇敬感; 崇敬感能够中介伦理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作用, 但对任务绩效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此外, 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会强化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崇敬感之间的正向关系, 即相比于拥有低伦理型领导原型的员工, 拥有高伦理型领导原型的员工更容易对伦理型领导产生崇敬感; 崇敬感能够中介伦理型领导与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的交互作用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公民的两个身体:数字时代的政治现象学

在当下数字时代,传统上以地域、物理现实为基础来对公民身份进行定义的方式,可能会遭遇一系列的挑战。在全球互联网时代,一张把全球联系在一起的信息空间网,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的公民身份及其相对应的政治行动和存在方式。数字时代对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创新和变革、机遇和挑战,无不吸引我们去对公民身份以及公民的存在方式展开讨论。本文从公民在线下和线上的两副身体出发,来讨论数字时代公民、公民身份和社会行动所具有的内涵。     

制度成就公民美德:威尼斯共和政体运作的道德效应

威尼斯共和政体的制度运作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应.首先,宪政法治这一共和政体的根本制度成就了共和公民爱法律、爱共和国、勇于奉献、投身于公共利益、审慎、节制、简朴等一系列基本美德;其次,混合制衡的基本组织制度成就了作为执政者的公民在君主气质、贵族气质和平民气质上所具有的特殊美德;最后,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则成就了公民在参政过程中防腐拒变的美德.     

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共契与公民宗教问题——兼论儒教可否建构为中国的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其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尤其突出。在推行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宗教乃是公共生活这一领域中的意义共契之来源。但是,公民宗教并不像一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只有先知功能,事实是,公民宗教既有先知功能,也有教士功能。中国思想界试图将儒教建构为当代中国的公民宗教以提供民族凝聚之精神资源的方案,可能会因为其遭到的诸多质疑而难以落实,或者说很难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