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对抑郁的影响:抗挫折能力和外向性的多重中介效应

本研究将"童年创伤"定义为"个体14岁以前所经历的,站在主体的角度主观感受到的创伤性事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30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定量加定性的方式探索了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外向性、抗挫折能力、抑郁之间两两显著相关;结构方程模型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通过外向性、抗挫折能力完全、多重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抑郁。本研究结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大学生抑郁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依据。     

董事会断裂带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

本文以2008-2018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断裂带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生理特征断裂带的存在降低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而认知能力断裂带则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所提升。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高质量的审计监督会抑制董事会生理特征断裂带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而其在董事会认知能力断裂带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过程中发挥了替代作用。管理层自利因素则对董事会断裂带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产生中介效应。本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入解读董事会结构与运行规律、稳定市场主体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听觉线索与个体差异对音乐紧张感加工的影响

音乐无他, 张弛而已。音乐紧张感架起了客观音响与主观体验之间的桥梁, 是音乐情绪产生的前提和基础。音乐紧张感加工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客体与主体两方面。研究发现, 声学要素与调性结构是影响音乐紧张感诱发的声音线索, 而文化背景与音乐能力是影响听者对紧张感加工的个体因素。未来需要对时间结构与长时程调性结构诱发的紧张感及其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音乐紧张感与情绪加工的认识。     

特质感恩与状态感恩对初中生合作水平的影响

为探究感恩对初中生合作水平的影响,本研究采用追踪调查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两个研究分别探究了特质感恩与内在的合作倾向,状态感恩与外在的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初中女生的特质感恩、人物取向感恩显著高于男生;初一下的合作倾向显著低于初一上、初二上时期;（2）初中生的特质感恩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合作倾向,状态感恩的唤起会增加公共物品困境中的合作行为。     

同伴特点如何影响人们的合作与冲突行为?

人类的生存繁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合作与冲突行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实验程序操纵Chicken Game中博弈同伴的特点,考察个体在社会困境中面对不同特点同伴时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1)同伴道义论组和功利论组总和解率没有显著差异,同伴竞争组和合作组的总和解率也没有显著差异。(2)在与道义论以及合作型的同伴互动时,个体的行为没有明显受到上次博弈反馈的影响。(3)当同伴为功利论时,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和解而同伴选择进攻,双方都选择和解时个体在当前博弈中更倾向于和解;(4)在同伴竞争组中,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进攻而同伴选择和解,双方都选择和解时被试在当前博弈中会更倾向于和解。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在博弈任务中会受到同伴特点的影响,并且同伴在博弈中的行为特点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同伴特点来考察个体的合作行为,揭示了影响个体博弈行为的一种因素。     

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头胎子女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

研究选取650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和亲子依恋安全性问卷,考察了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并探讨了头胎子女的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二胎家庭中父母的教养能力感高于独生子女父母的教养能力感;（2）头胎子女的母子依恋能够调节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对于高母子依恋组的被试而言,有无二胎无法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组的被试来说,有无二胎能显著正向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父子依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对高母子依恋群体而言,有无二胎不影响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群体来说,家庭中有二胎会促进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发展。     

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及其在跨文化合作中的应用

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 也造成了认知负担, 进而可能引发对外文化群体的抵触情绪和排斥行为。多元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和两面性突显了对其进行合理管理和灵活应用的重要性。然而, 现有的文化能力的理论大多在全球化研究早期提出, 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文化会聚主义理论框架下, 将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系统, 建构以元知识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化问题。新模型的效用检验计划从文化知识管理和群际接触应对两方面检验多元文化能力在跨文化合作情境中的效用与机制, 以期为全球化环境中个人与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在风险社会中看想象之于行动

人的一切认知都是为了行动,而行动则是为了人的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想象是人的认知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或者说是人的认知活动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工业社会中,想象在科学认识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遭到了排斥,只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文学艺术活动中才得以认可。人的认知活动需要在具体的条件和历史场境中来加以理解,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体系。在工业社会所拥有的认知体系中,分析性思维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分析、抽象、推理等方式而实现认识,并将认识成果作用于实践。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能够适应合作行动要求的认知方式是与相似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而想象则是相似性思维的构成要素和重要环节。对于人的行动而言,想象意味着创造、创新。因而,在人类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遭遇了风险社会的时候,我们在致力于思维方式重建的任务时,需要突出想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