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机制重构: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城乡壁垒依旧存在,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新图景。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多元分担机制、财政保障机制、运行监督机制的层面建构一个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机制重构的三维分析框架;着力从机制向度,打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窗口",深层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智慧社会治理中的人机合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当智能机器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时,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合作就成为智慧社会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人机合作前所未有,而人机合作能够持续进行的前提是之一就如何解决因为人机合作而产生的责任难题。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集体行为的特性使得责任很难区分。智能机器的加入,不仅增加了智慧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使责任区分变得更加艰难,到底是政府、智能机器还是生产机器的厂家来承担责任?而责任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在于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智能机器能否与人相提并论,甚至超过人类,成为超人的问题。     

南方回族古籍整理第六次协作会召开

南方回族古籍整理第六次协作会议于2001年11月5日至9日在成都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云南、贵州、海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川等省区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古籍办、民族院校、民族研究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学者、编辑人员和民族工作干部共80余人。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副主任李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此外，宁夏、北京、吉林7名专家、学者应邀到会讲行业务交流。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与道教音乐的融合发展北大核心

作为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大运河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人文荟萃的大运河文化。历史上的大运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南北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尤其是明清时期,这种交流融合最为频繁。例如,明代北京各种小曲的来源,除了北京民间曲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沿着大运河北上的南方各省的民歌小调。     

团体修行 共业增上

<正>现今时代,信息发达,通讯便捷,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都呈现出一种团队化发展的特征,因为团队工作更能创造一种交流分享、合作发展的氛围,更能成办大事。佛法的修行也同样注重团体修行,即依靠团     

丝路宗教艺术的交流融合 摩尼教壁画遗存浅析

一摩尼教(Manicheism)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约于6至7世纪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据宋代文献《佛祖统纪》记载,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原地区则是在武周延载元年(694)。     

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机制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正>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深度和广度，     

简化与元简化:信任在国家治理中的两种功能

公共领域中的信任类型以及信任的延展半径,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模式。在传统的国家治理语境中,信任是作为一种治理简化机制而被使用的,经过工业社会的理性建构之后,信任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工具属性和目的论色彩。随着国家治理的日益复杂,信任的简化功能也相应地内卷化和复杂化,以至于不得不发展出"元简化"功能来化约经典的简化功能。元简化是由反思性推动的,是将信任彻底工具化之后的功能再造过程。然而,无论是简化亦或元简化,都是在机械论逻辑下解读高度复杂性的国家治理问题,此时的信任不仅是完全功能性的、构成性的和还原性的,更是简单的,是希冀于实现"以简驭繁"的国家治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高度复杂的世界使机械论的基座崩塌,唯有承认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并主动去赋予信任以合作的意涵,才能引导国家治理系统走向良治。     

合作治理何以可能——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才能实现有效善治呢?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给予了充分阐释和解答。《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逻辑的探究,在比较分析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治理模式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以及实现途径,描绘了一幅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图景。     

碎片化中的底层表达——云南水电开发争论中的民间环保组织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底层群体由于自身缺资源、内部缺组织、外部缺互动而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加之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底层群体往往难以表达和捍卫自身的利益.然而,在云南水电开发争议中,怒江和金沙江流域的沿江村民却一再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进而提出移民在水电开发中应该享有"四权".这一次底层表达的成功是民间环保组织实现跨组织合作、直接进入沿江社区进行组织和动员的结果.云南水电争议表明,在确保一定合法性空间的前提下,民间环保组织可以突破"小世界"的局限,参与到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问题中来.同时民间环保组织之间合作制度化的趋势,也将增强民间环保组织重组底层社会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