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先验论证

本文是《先验论证》一文的继续讨论,其中回应了陆丁对先验论证的另一种解释,同时也回应了倪梁康对先验哲学问题的讨论。本文再次强调了先验论证作为一种普遍论证策略的技术模式。     

算术概念的确定性论题之争

"算术概念的确定性论题"是数学哲学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争议主要集中于其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以柏拉图主义、语形主义、语义主义或语用主义为依据的赞成派和以模型论论证为根据的反对派。赞成派认为,柏拉图主义等四种观点提供了算术概念确定性的根据;反对派则否认它们可以提供这种可靠的支持。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算术概念的确定性论题是否会导致它的语义解释的无穷倒退"。经分析发现,赞成派只是获得了确定性论题的反事实条件句,不能克服确定性论题语义解释的无穷倒退。由此可见,为了获得真正的确定性论题,不仅要明确"算术概念意义的确定性"本质上关系到对"什么是算术概念的意义以及如何确定它的意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解答,还要进一步探索模型论论证有哪些隐含假设对确定性论题的挑战是实质性的。     

汉代赦制略论

汉代是赦免经常化、制度化的历史时期。对秦亡教训的反思、经学治国原则的施行 ,以及种种现实需求的驱动 ,使得赦的应用空前兴盛 ,并形成专擅、随意和“盛时赦少 ,乱时赦多”的特点 ,对汉代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弱先验论证及其反怀疑论功效分析

先验论证曾被寄予反怀疑论的厚望。尤其在当代知识论领域,面对彻底怀疑论的挑战,先验论证的反怀疑论作用亟待说明。经过斯特劳德对强先验论证的批评,哲学家们开始探索先验论证的弱化使用方式。斯特劳德认为弱先验论证的"不可或缺"与"无懈可击"两个特性具有独特的反怀疑论功效,但有批评意见指出,弱先验论证面临认知辩护缺失的问题。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批评者不仅错误地缩小了认知辩护的范围,还误解了信念系统中不同命题所扮演的角色。总而言之,弱先验论证可以回应认知辩护缺失问题。     

磐路论证：安乐死立法的可能性出路

目前,安乐死立法已成为一个不得以任何借口回避的国际性生命伦理问题。为了应对滑坡论证对安乐死立法的质疑,磐路论证主张把苦难、自律、伦理委员会和临终护理等要素有机统一起来,构筑成一条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安乐死立法的磐石之路。     

论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之完善

随着法律制度的日渐发展和完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鉴于司法精神病鉴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对中外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历史及现状的考察上,结合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相关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能动性与规范性——雷尔顿论规范力量与规范自由

雷尔顿（Peter Railton）不仅关注解释规范何以拥有约束力量这一传统问题,同时也特别关注解释在规范面前我们何以仍然能够保持自由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不必将休谟与康德割裂,我们不但要为道德规范寻找假然基础,而且要为其寻找非假然的逻辑基础。雷尔顿诉诸构成性论证,借助对能动性概念的分析,表明我们的信念指向真而我们的行动指向善。借以证明能动性概念本身就承诺了规范活动的非假然性。他还提出了“就高”与“就低”两个标准,对休谟只强调人类行动满足人类当前欲求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类除了满足基本欲求的就低倾向外,还具有择善而从的就高能力。构成性论证从既已存在的人的能动活动入手,其论证效力存在争议。但是雷尔顿认为,正是能动性的开放性本身让我们在规范面前保留了自由选择的可能。     

社会的变迁与司法模式的转变——转型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处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武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     

作为程序与属性的论辩术——析当代论证理论中“论辩术”视角的差异解读

当代论证理论中"论辩术"之理论视角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以语用论辩术理论为代表,将"论辩术"外化为论证活动的程序与规则,另一种以非形式逻辑理论为代表,将"论辩术"内化为论证成果的属性或品质。对这两种"论辩术"的解析将揭示出语用论辩术与非形式逻辑在规范性理论之建构与情境性实践之关注间的深层差异,同时也展现出其自身在谬误研究及论证界定等当代论证研究议题上的理论潜力。     

诉讼证明目的之界定及其实现条件

诉讼证明目的,是诉讼证明主体在一定的诉讼中通过具体诉讼证明活动,对诉讼事实证明所期望达到的理想性目标或结果.诉讼证明目的具有个别性与共同性、合法性与非法性、理想性与现实性.作为诉讼法上之诉讼证明目的只能是合法性目的.追求诉讼事实的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主体的合法性、共同性、理想性目的,对诉讼事实的盖然性判断是客观真实的理想性目标在实现过程中的现实选择.诉讼证明目的之实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包括制度条件、物质条件和认识条件,诉讼证据制度的构建应与一定的诉讼证明条件相适应,以有利于司法正义之普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