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问《论犹太人问题》及其现代性之思

堪称马克思思想"眼睛"的《论犹太人问题》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学术探索,留下了大量的富有启迪性的解读。这些解读尽管角度各异,妙论纷呈,但就解读诉求来说,可以归结为"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与"择其要旨"。就"择其要旨"来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述的观点可概括为:(1)人权天然属于"犹太人";(2)现代人都是"犹太人";(3)人的解放与希望在于告别"犹太人",成为"新人"。概言之,马克思对"犹太人"的剖析就是对"现代人"的剖析,含蕴在其中的对"犹太人"的反思正是对"现代人"的批判性反思,他希望人们告别那种视金钱为上帝、视人生为利己的占有性人生的现代性观念。     

基于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校园空间设计研究

社会学是研究人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社会科学,大学生也属于社会群体,因此在研究大学校园的人与空间关系时,引入社会学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一种创新。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脱域、反思性和全球化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大学校园户外空间设计研究中,对这些概念进行研究,可以应对现代性,提出更好的空间设计方法。     

韩非子:第一个现代政治哲学家

这是一篇将笔者的文章、麦克尼尔教授的回应与我的再回应的合集。首先,笔者论证了中国先秦思想乃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因此,在反思现代性问题上,我们应该做的是,比较先秦思想家与西方现代思想家给出的答案,而不是盲目地学习后者。在先秦思想家中,韩非子最清晰地意识到其时代问题的本质,因此对他思想的研究也最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性诸问题。在麦克尼尔(McNeill),教授的回应中,他认为韩非子的著作是有关智慧的,缺乏理论与反思。并且,他的智慧有一种内在矛盾,这使得他的思想更应该被描述成一种厚黑学。笔者在回应麦克尼尔教授的挑战的同时,正面阐发了韩非子哲学体系的要旨,并进一步指出它的真正问题所在。     

列奥·斯特劳斯论现代性危机

矛盾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多亏了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不可消除的张力,西方传统才保持了它的活力.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圣经信仰都曾允诺,能够对人最切身的问题(我该如何生活)作出回答,当哲学要通过不受支配的人类理性认识善时,信仰则使人接受了与神圣的法律相对的温柔的爱.两种答案相互排斥.     

佛教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影响——在第十四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的基调发言

(2011年11月2日)一、佛教文化的历史影响远在2600年前,在宁静的尼连禅河岸边的一株菩提树下,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夜睹明星,觉悟成道,成为伟大的佛陀。经过无数风雨沧桑,佛教从最初追随佛陀的五比丘僧团,发展成为亚洲人民最普     

雨花石的美学特证

雨花石,色若霞、质若玉,中国人自古钟情,誉为"天赐国宝"。西方人也情同国人,赞为"东方明珠"。雨花石之美,不受地域、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得到普遍的认同,应该有她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雨花石自然美的独特性、艺术美的创造性、人文美的传承性和科学美的现代性是它重要的美学特征。     

公民性与公民教育:古典政治哲学之维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等人创立了古典政治哲学,其中包含的"公民性"思想深刻影响着古典公民教育的实践。然而,在由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进程中,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人高扬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战旗,以"思想解放"     

作为政治的教化

<正>一在当今世界,谁要把教化视为政治的主要任务,一定会被指控为前现代的专制思维,因为在许多人眼里,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世俗化过程,而世俗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政教分离。尽管政教分离的 "教"不是教化之 "教",而是宗教之 "教",但很多人会从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教化想到宗教对人思想的统治。在他们看来,教化就是统治者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以维护他们的     

自然的神性、人性与物性

本文关注自然在现代性及其转折进程中的命运。早期现代哲学明显地表现为观念论(idealism),后期现代哲学大体上倾向于精神论(spiritualism),后现代哲学则坦然地接受了物质论(materialism)。后期现代性是早期现代性的延续,又是其突破;后现代性既可能是极度现代性,也可能是对现代性的     

在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

通过对范文澜这位1949年后中国重要史家作品的研读,文章考察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以及共产党内部)政治和文化斗争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叙事"的产生。作者认为,范文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解释,主要是作为共产主义者抗拒国民党史学中的"现代化叙事"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挑战"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近代史解读的产物;后者在苏联以及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然而,作为文献学专家的学养背景、马克思主义修养方面的欠缺、以及民族主义的抱负,大大削弱了范文澜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于历史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