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玄》准《易》两乾坤——司马光、王安石易学精神之比较

北宋易学史上,司马光、王安石皆以扬雄之学为切入点,因<太玄经>而准<周易>,反映了儒学复兴进程中,中国学术转向"内在"的总需求.但是,二人尊扬之造次深浅、易学旨趣之远近,各有差异:温公治学,行贵于知,经由"<周易>-<太玄经>-<太玄注>"的思路,"心学"未见规模而"笔学"已成,"天人之论"未通而<资治通鉴>已大行于世,结果让易学做成了"涑水史学"的注脚.相反,"王学"建构,先知后行,力主回归原儒"乐天知命"、"天人合一"的易学精神,并经由"<周易>-<太玄经>-<孟子>"这一逻辑,贯通"五经"、"四书",为脱离佛道、重建心性道德之学,寻出了"内在性"的支撑.     

试论清代中期易学诸流派的特色

清代中期易学流派众多,宋易学继续存在,汉易学得到复兴,兼采汉宋的易学出现,又有构建易学的新尝试.诸如此类,使这一时期的易学呈现出广博及多元化的趋向,可谓进入了对传统易学的整理与总结时期,也可以说是集传统易学之大成.因此研究清代中期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大易翻译学初探

大易翻译学以易理为哲学依据,从新的视角研究翻译。文章论证了大易翻译学的五大观点:(1)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易";(2)翻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太和";(3)翻译的总原则是"求同存异";(4)翻译的策略可归纳为"阴化"和"阳化";(5)翻译应"与时偕行",复译成为必要。这些观点及其论证为大易翻译学的构建做了一定的铺垫。     

出土文献中的易卦符号再认识

目前所发现的出土文献中的易卦符号,不是数字卦,也就是说并非由数字构成。数字卦所谓的集中说,十进位数制说都不能成立。这些易卦仍然是由符号构成的,对出土的易卦符号要区别经文和实际占筮,在实际占筮中应该是由四象符号构成,而在经文中则就是阴阳卦画。出土文献中两组并列的易卦,一般看作是本卦和之卦的关系,但不符合本卦和之卦的出卦概率,而符合两次占卦的出卦概率,因而实际可能是两次占筮的结果。     

《焦氏易林》之管见

本文探讨了<焦氏易林>的诸子倾向、时代根据及风格.认为作者基本倾向是儒家,兼采道家.作者的儒家思想有进取性,反映了汉代上升时期社会需要创新敢于创新的境界.作者官微职卑,直接接触平民,大量记载平民生活,表达了对平民的深厚感情.     

论张伯端的丹道与易道

在继承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和五代宋初陈抟图书学派的象数易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内丹修炼中所涉及的炉鼎与药物、采药、火候等要素及其间关系的处理,张伯端在论述时均用<周易>理论直观地解说,如以乾代鼎,以坤代炉,以离指元神,以坎指元精,以纳甲法阐述颠倒坎离翻卦象的采药过程,以十二辟卦、十二辰、二至二分说明进阳火、退阴符,把握时机即火候炼成金丹的过程.富有特色.<悟真篇>所借用的易卦,如乾坤、坎离、震兑、否泰、屯蒙、复垢等及其卦象,往往已脱离<周易>中本原的卦象内涵,都有<周易>中所没有的特殊内涵,赋予了新义.<悟真篇>通过易卦、易象阐述丹道,为易学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迪.     

“一编《周易》是吾师”——陈襄易学思想摭论

陈襄在其著《易讲义》中对大有、谦、豫、随、师等五个卦作了详细的讲论,是宋初较早采用"义理解《易》"方法诠释《周易》的儒者。陈襄以"即天道以明人事"的方法解释《周易》;引用儒家典籍与《周易》文本互释从而证明之;诠解人生、议论时政进而应用《周易》。无论在解释方法还是应用手段上,陈襄都对《周易》及其思想进行了开新式的探讨,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陈襄解释、证明、应用《周易》,对之抱有深厚的情感,《周易》也成了陈襄心灵寄托的归宿。     

试论龟卜与京房五行易思维模式

西汉易学家京房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易学体系.他认为六十四别卦和卦爻都具有五行属性.这样别卦的五行就与卦爻五行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我们通过对龟卜的探索,发现这种思想与龟卜法有些相似.这表明京房的这种思维模式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木之术.古人在构筑这种体系的时候或许受到古老的龟卜法的启迪或影响.     

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新释

马王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第十四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予樂[亓辤也,予何]尤於此乎",第十五行的"校"字当依<论语·泰伯>孔子语读为"绞",第十五行中同的缺文当补为"吾告女(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姓)之道[也,非]<易>也",第十六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