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合理的科研诚信观

建设科研诚信、遏制科研不端需要我们树立合理的科研诚信观。在反思科学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科研诚信观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科研诚信建设既不能单纯依靠科研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律,也不能单纯依靠公共机构的监督,而是应当将公众也纳入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科研共同体、公共机构和公众三者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科研诚信建设实质上是要正确处理科研诚信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关系,需要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共同参与。     

论欺诈性侦查的双层伦理评价

欺诈性侦查与刑讯逼供不同,在进行伦理评价时会遇到"善恶难辨"的灰色区域。对欺诈性侦查进行伦理评价,应当避免持机械道义论或庸俗功利论为理论工具,而是应结合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各自优点走一条中庸之路,采用双层伦理评价的方法。对欺诈性侦查进行双层伦理分析,可以简化分析逻辑,避免伦理评价的绝对化与庸俗化;也可以更好地认清其"必要之恶"的本质,为适用"非法推定"框架分析法律问题奠定基础。     

瑶医学“心肾相交论”内涵及临床指导意义

“心肾相交论”是瑶医药理论的脏腑生命观,心主要的功能是主宰其他脏腑的生理机能,对人的心理活动也进行调节;肾是气血化生之根源.如果心功能受损,那么其调节作用减弱,瑶医的整体观内涵得不到体现,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属性就不复存在,人体就会进入病理状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肾,瑶医学认为人的出生、生长、发育和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过程,是肾“气化”功能由盛到衰的自然过程.“心肾相交论”强调心肾功能的正常是人保存生命最基本的前提.通过探讨“心肾相交论”的学术思想,用以指导临床医疗实践,提高对瑶医药理论的认识.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南北政权分立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礼制一脉相承,继承晋礼较多;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礼制建设相对滞后,至北魏孝文帝之时,北朝礼制建设方趋于系统化,带有混融南北的特征。北齐礼制在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魏、北齐、隋三次大规模融合以西晋为源而分化于南北的华夏礼制,促成了西晋礼制始分化于南北,而终殊途同归于杨隋。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不定,较两汉衰微,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私学(包括家学、师学、自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士学习礼学的主要途径。据魏晋南北朝正史《儒林传》所见儒士学习礼学途径统计,当时师学最多,其次为家学,其次为自学,其次为官学。就礼学而言,陈寅恪先生将家族之学视为当时主要学术传承途径和"学术之中心",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     

节用与节欲:西方比较视野中的墨子“节用”

墨子"节用"在经济理论上可比拟于西尼尔的"节欲论",但与后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在内部缺乏有效的动力和约束条件。因此,墨子"节用"只能"俭而难遵"。而从制度变迁所需具备的三要素角度看,它也仅具备其中一个,所以,墨子"节用"最终只能沦为一个口号。     

《永远的尹雪艳》中对“永远”的反讽——论白先勇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

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台北人》系列的首篇,讲述的是交际花尹雪艳在上海以及之后辗转台北的故事。故事叙述者采用的是客观的全知视角,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刻画尹雪艳和她身边的众多人物。小说的隐含作者对于叙述者这种貌似"客观"的姿态进行了不露声色的反讽,使得整个小说的主题和寓意变得十分耐人寻味。白先勇的作品多用可靠叙述,但在《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里,本文的隐含作者实际上对尹雪艳持一种冷静、批判的态度,这恰与叙述者对尹雪艳的迷恋、钦慕形成鲜明的对比,共同构成了本篇小说不可靠叙述的格局。白先勇之所以使用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叙述者的话语有助于读者体会到小说中的悲剧意味;第二,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使得尹雪艳身上的象征性浮现出来。     

内隐人格观对承诺升级的影响——成功期望的中介效应

研究旨在探讨内隐人格观对承诺升级的影响以及期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1比较了个体的实体启动、渐变启动和无启动对照三种条件下,个体的承诺升级倾向是否受不同启动类型的影响。结果发现,被启动渐变论的被试与无启动和实体启动的被试相比,前者表现出更多的承诺升级倾向。研究2使用情景模拟任务,分析了个体不同内隐人格观与承诺升级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成功期望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个体越倾向渐变论则更多的产生承诺升级行为;(2)成功期望在内隐人格观与承诺升级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思想的对比研究,对于比较中印佛学的特质,以及理解二者的相同相异,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宗派佛教。佛陀涅槃后,印度佛教只是在传承的历史上大致形成部派佛教、中观佛教、唯识佛教以及秘密佛教各个时期。对于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后期大乘佛教成为主流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没有过多的偏倚。在印度,佛教就是遵奉佛陀教法的学说,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化的“宗旨”。然而,大乘佛教理论的复杂性,导致修行者无法轻易把握所有的理论。     

大国学术 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从“大国宗教”到“大国学术”“大国宗教”概念是笔者在2017年提出的。“大国宗教论”认为,就一般而言构成“大国宗教”主要有以下要素：（1）绝对数值要素。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除非较极端的个案如梵蒂冈,大国在宗教信徒及宗教活动场所和机构上的绝对数值.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