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里可温

正1265年,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在位第六年,改年号为至元后的第二年,忽必烈的圣旨中出现了一个新词:也里可温。《元史》卷89讲到元代职官时,说“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其中也提到了也里可温。据学者研究,也里可温前的三个词马儿、哈昔、列班均为叙利亚语转音,“‘马儿'即叙利亚语Mar,一种尊称,或译     

真实创新预览、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与可雇佣型建言的关系

以59家科技型创业企业368名知识员工为被试,从新型员工—组织关系模式下个体认知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关系,以及知识员工之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的中介作用。PLSSEM分析结果表明:(1)企业真实创新预览对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中,基于角色内胜任力提高、基于角色外能力提升2个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基于个人生涯发展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影响不显著,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也不起中介作用。     

基于多层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种信度系数方法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复现性受到广泛关注,许多实证研究难以重复验证,信度较低。大量研究使用多层技术,但只报告整体信度,导致研究可重复危机。基于各种信度系数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理论,以二层模型为例,总结多层信度计算方法,通过文献综述检索应用情况,并用MPLUS进行实例演示,最后讨论单层信度估计存在的偏差及分层估计的好处。总之,对多层数据进行分层信度估计是很有必要的,可消除因测量工具缺乏信度而导致的研究不可重复。     

胡塞尔的符号意识理论及其修订

胡塞尔在第一《逻辑研究》中提出了极为重要的符号理论,但在"超越论转向"之后,他却在重要的"1914年文稿"中修订了关于符号意识的部分核心观点,对符号意识之为一种特殊的复合意识给出了新的现象学解释。本文通过分析第一《逻辑研究》及"1914年文稿",考察胡塞尔关于符号意向的若干核心概念,揭示胡塞尔此项修订的基本特征,从而说明符号意向的复合性质植根于其"双重意向性"的"二元统一性"。     

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可计算主义”研究纲领一直占据认知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这一研究纲领建基在“图灵机算法可计算”的概念之上,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这也是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各种理论困境和实践困难的真正根源。几十年来,认知科学内部发生的从符号主义经联结主义到行为主义工作范式的转换,以及对最初意义上的还原主义基础假设所进行的调整,正是对这一强纲领的局面修正。新近的一些进展显示,认知科学正在面临研究纲领的变迁,应当倡导一种以“认知是算法不可完全的”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研究纲领。     

来源记忆提取的情境线索效应

探索当存在多维来源信息时,对一个维度的来源信息的再现是否会促进对另一个维度的来源记忆的提取,即出现情境线索效应。以汉字词语作为项目刺激,以背景颜色作为情境线索,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对呈现位置和背景形状的提取是否会出现情境线索效应。结果发现：只在对背景形状的提取中出现了情境线索效应,并且线索负载越高,效应越小。该结果表明对来源记忆提取时,来源信息间的高可结合性是引发情境线索效应的重要因素。     

身体部位与早期习得的汉语动词的联结及其对动词习得年龄的影响

在英语等语言中, 动词习得被认为比名词习得更困难, 而汉语儿童在3岁以前却习得了大量动词, 仅表现出微弱的“名词优势”。Ma, Golinkoff, Hirsh-Pasek, McDonough和Tardif (2009)发现, 早期习得的汉语动词比英语动词具有更高的可表象性, 且可表象性可部分解释两种语言中动词习得年龄的变异。但是, 目前尚未有研究揭示汉语动词为何具有较高的可表象性。本研究假设, 早期动词与身体部位具有强烈的联结关系, 从而导致汉语动词具有较高的可表象性。研究1通过成人词汇联想任务, 考察了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169个行为动词与身体区域的联结关系。研究2请成人评定了这些动词的可表象性, 进一步考察动词-身体部位联结、可表象性和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研究发现：1)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大部分动词都与特定身体区域有联结关系; 2)汉语儿童先习得关于手部区域(包括手和手臂)的动词, 其次是关于口部、腿部以及其他身体区域的动词; 3)动词联结的身体区域数可解释可表象性12%的变异; 4)动词-身体部位联结关系以可表象性为部分中介作用, 影响早期动词的习得年龄。研究结果表明, 汉语儿童早期习得动词与身体区域有较一致的联结关系, 且联结强度通过提高动词的可表象性而影响习得年龄。该结果对解释为何汉语儿童早期习得大量动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客观就业绩效：线性与倒U型关系

文献中关于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就业绩效的关系存在争议, 本研究认为需要根据不同的就业绩效和具体的调节变量来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1, 基于预备性研究, 来自全国不同地区10所大学1190份问卷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大学生可就业能力包括8个因素：职业认同、乐观开朗、人际关系、团队合作、学习能力、问题解决、社会支持、网络差异; 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2, 采用他评、前后间隔2周的问卷调查方法, 获得不同地区高校530份有效匹配问卷,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的线性关系, 但与录用通知书(客观就业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职业探索在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的倒U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职业探索高水平下二者呈倒U型关系, 而在职业探索低水平下二者没有显著关系; 生源地在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录用通知书的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农村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而城市大学生二者相关不显著; 城市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而农村大学生二者关系不显著。这为未来探究可就业能力的价值实现机制有重要启发。     

受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中介机制及自尊的调节作用

研究以上海市437名流动儿童为被试,通过量表法分析了流动儿童从受歧视知觉到社会融入过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受歧视知觉作为危险性因素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2）群体可渗透性在流动儿童的受歧视知觉和社会融入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受歧视知觉既对社会融入产生直接负面影响,也通过群体可渗透性对社会融入产生间接影响;（3）个体自尊水平对群体可渗透性中介作用的发挥起到调节作用,群体可渗透性对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随个体自尊水平的提升而增加。群体可渗透性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起着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判断与决策中的情感启发式

情感启发式是指在判断与决策的过程中,个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利用自己对任务选项的主观情感反应来做出决策。具体来说,个体头脑中物体和事件的表征会激起不同水平的情感体验,这种不同的体验会对所有的表征做出积极或消极的标记,人们根据这些被标记的体验来做出判断和决策。情感启发式是个体在决策中常用的策略。目前,关于情感启发式心理机制的解释主要有情感启发式模型和双加工理论。此外,情感启发式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验、时间压力、可评估性和计数能力等。未来的研究应主要集中在探究情感启发式的产生根源和进一步扩展情感启发式应用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