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山经学看其心性论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留下了丰富的经学资料。他的经学诠释体制脱离了以往朱子理学形而上的层面,注重现实和实践,同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他的心性论从具体的现实和个体的自律性上来重新认识人,从而确立了其哲学思想的实学依据。他认为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心之嗜好。人心虽然有这种嗜好的倾向,但现实中的善恶取决于心的自主之权,心具有自律性。他反对性理学中本然和气质之性的分类,认为在本然上人物性是不同的,在气质上人物性又是相同的。在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中,与性理学者的“德内端外”不同,茶山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然是先天内在的,而仁义礼智四德则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后天性的存在。     

加强藏传佛教的文化建设

从藏传佛教时代使命定位,结合调研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认为,寺院应加强文化教育以提高僧众的现代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在西藏,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藏传佛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新形势下,加强藏传佛教的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僧众的佛学修养、知识水平与文化素质,这不仅关系到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西藏和谐社会的建设。最近,笔者在     

管窥圣经之孝道精神——从释经学的角度读解五处容易引起孝道争议的经文

<正>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孝道精神是其中之优秀者。本文称"孝道精神"而不称"孝道传统",是因为孝道的精华部分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性",是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发扬下去的,而孝道传统的一部分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发生变化,有些已经不能直接效法。因而本文定义中国孝道作为中国人的优秀文化精神性,而不是鼓励人们去模仿某种孝道故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具有时代性和进步特色的,现代人不可能回到古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中去直接效     

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

两汉时期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经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尖锐。《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 ,反映出特定的政治内涵 ,简言之 :西汉时期 ,政治更多地依赖于经学 ;而东汉时期 ,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     

三国·吴经学发展考论

与汉魏相比 ,东吴的经学发展确实处于式微时期 ,然而东吴并没有割断两汉学术传统 ,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形态 ,仍然在挣扎中向前发展 ,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的经学家 ,也产生了一批在当时乃至于后世都产生一定影响的经学著作。由于三国的经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故本文着重从钩稽东吴经学史料入手 ,考镜学术渊流 ,试图揭示东吴经学自身的发展概貌、学术渊源、学风特点及其成因 ,昭示一代学术与时代的关系。     

为学重《仪礼》与为术重《周礼》——扬雄与王莽古文经学

扬雄与王莽的思想史纠葛集中在<剧秦美新>一文.围绕它,后人产生了扬雄是"仕莽"还是"刺莽"的争议,至今"贬扬派"和"褒扬派"对扬雄"定罪"与"平反"的笔墨战依然没有定论.如果把研究视域拓展到西汉末年今古文转向的大背景中,探究扬雄与王莽古文经学的差异,就会发现扬雄的"好古乐道"、"反对伪诈"、"注重<仪礼>"与王莽的"托...     

隋唐经学文献流变大势管窥

隋唐儒学上继魏晋,下启宋明,气势恢宏,别开生面。它"轻细目而重大义,贱杂家而标儒家",实为承启之中枢。文献作为思想的载体,其多寡流变能如实地反映出思想发展的跌宕起伏。通过对隋唐儒学文献的搜集整理、类比分析,可以探知其经学文献"理乱、务统、开新"和"汇融"的流变大势,以及隋唐儒学发展的兴衰开合。     

刘逢禄《公羊》学的三个层次

刘逢禄的<公羊>学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春秋>者五经之管钥、无<公羊>则无<春秋>、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说到底不过是落实到三科九旨这一所谓经学微言大义上,而其体现则是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由此可证,三科九旨实为刘逢禄经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