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经学文献流变大势管窥

隋唐儒学上继魏晋,下启宋明,气势恢宏,别开生面。它"轻细目而重大义,贱杂家而标儒家",实为承启之中枢。文献作为思想的载体,其多寡流变能如实地反映出思想发展的跌宕起伏。通过对隋唐儒学文献的搜集整理、类比分析,可以探知其经学文献"理乱、务统、开新"和"汇融"的流变大势,以及隋唐儒学发展的兴衰开合。     

刘逢禄《公羊》学的三个层次

刘逢禄的<公羊>学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春秋>者五经之管钥、无<公羊>则无<春秋>、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说到底不过是落实到三科九旨这一所谓经学微言大义上,而其体现则是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由此可证,三科九旨实为刘逢禄经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20世纪孟子学研究现代转型的四种进路

清末以来,伴随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学科置换推动,孟子学由地位尊崇到逐步解体,迈向多元化,呈现出四个向度的转型:学科范式经历了由经学到子学,由子学到文、史、哲现代分科的递嬗;研究模式由经学时代的义理、考据转换为现代的方法多元;中西关系方面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研究重心由传统时代的"内圣"为主转换到"内圣"与"外王"的双重关注。然而,孟子学现代转型所产生的问题亦不可忽视:孟子学一旦进入学科化体系,易陷入专业隔阂的困境,应改进学科建制,重建跨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上融新旧于一体,既要继承传统的义理、考据等解经方法,又要借鉴现代多元方法;援西入孟应维护孟子学底色,避免西学化的格义与解剖。因此,在研究中应将此四个维度融为一体,架构起纵横交织的立体解读框架,从而深入挖掘孟子思想内涵,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型。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

孔子在他之前对圣人聪明睿智之定义的基础上进而凸显其德性意义,诸子则依据各自学派的立场解释圣人意涵并重订圣人谱系。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南朝玄学对圣凡天渊之别尤为强调,北朝诸儒则有古文经学师古之意,依凭《周礼》为北周定一代政治规模,被后来的隋唐取法而开一代盛世。随着中唐道统说的出现,尽管"人皆可以为尧舜"之信念逐渐大盛,为圣的标准则逐渐脱离外王之道而内化为工夫印证。这种变化既可能促成通达至善道路上始终的戒慎恐惧,也可能造成空疏张狂而导致满街圣人之论。此外,唐代孔庙从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为圣人观念变化提供了一个现实层面的理解角度。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     

论经学与汉代"受命"论的诠释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根据董仲舒等人的诠释,汉代"受命"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感到惴惴不安的双刃剑.     

荀子不传《毛诗》辨——兼论《毛诗》为邹鲁儒家所传

《荀子》一书屡引《诗》类文献，然而在《荀子》所引《诗》类文献中，逸《诗》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荀子传《毛诗》说既不见于汉代文献，其中也颇多阻隔难通之处。因此，出现于汉末三国时期的荀子传《毛诗》说当出自《毛诗》学派的依托。汉末三国的《毛诗》学派之所以将荀子纳入其传授体系中，一方面是由于荀子为汉代地位显赫的《鲁诗》学和另一部古文经典《左传》的传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与荀子思想接近。邹鲁一带儒生所引《诗》类文献与今本《毛诗》基本一致，《毛诗》当出自邹鲁儒家的传授。     

论顾颉刚易学研究的进路

传统易学研究由于囿于<易经>出于圣人之手的经学信仰,只注重解通卦爻辞,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而不太关注卦爻辞的史料价值,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则不同,在强烈的反传统意识的指导下,顾先生明确了实现"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的研究目标,确立了"破坏而建设"的研究立场,开出了一条将<周易>文献当作客观史料、对其里面的故事进行实证研究的"外在"研究路向.不过,我们在看到这一进路积极意义的同时,还需要明确,其在对进入易学堂奥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